1949年，18军副参谋长带着部队运粮，半路突然被一大群土匪伏击。他立马组织人手

1949年，18军副参谋长带着部队运粮，半路突然被一大群土匪伏击。他立马组织人手把粮食藏好，占住有利位置迎战。激战一夜后，他给上级发电报说：“我们不需要派兵支援，只要送几顶蚊帐就行。” 1949年这场突围之战的主角匡斌，生于湖南湘乡一个贫苦农家，自幼家境困顿。 父母操劳终年，仍难糊口，少年匡斌早早挑起家庭重担，砍柴、放牛、打短工，样样都干。十几岁那年，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只身一人谋生。他被迫到县城当学徒，吃尽了人间冷暖。 1932年，红军南下，他毅然加入革命队伍。从此，他开始了与苦难为伍、与战火为伴的军旅生涯。为了纪念脱胎换骨的开始，他将原名“仔都”改为“斌”，寓意“文武兼备、才能出众”。从一个赤手空拳的穷小子，匡斌一步步成长为指挥若定的高级将领。 他参加了长征，跨雪山、过草地，身经百战。在抗日战争中，匡斌更是身先士卒，多次率部突击敌阵，以勇敢与智慧赢得了战友与上级的高度信任。他有勇有谋，却从不居功自傲。战时冲锋在前，和平年代则俯身为民，深得人心。 1949年，匡斌时任第18军副参谋长，负责部队后勤工作，尤其是在大西南地区物资极度匮乏的环境中，他以极强的组织能力和亲民作风，完成了粮草调配的重任。 他常常带领部队深入村庄，与百姓同吃同住，宣讲党的方针政策，争取地方支持。一次，有富农送来上等细粮企图拉拢，被他断然拒绝。他坚持与战士同甘共苦，毫不特殊化，在群众中赢得极高威望。 1949年冬，一批来之不易的军粮需从前线后方转运。匡斌亲自带队，率领一支由警卫班组成的小分队，押运粮草穿越崇山峻岭，前往指定地点。沿途并无预警，但抵达一条山口附近时，部队突然陷入了伏击圈。 这是一支早已潜伏多日的土匪武装，规模达数百人，枪械齐备，意图劫掠这批粮食以维持其日渐败落的势力。他们选在傍晚时分动手，天色昏暗，便于突袭。匡斌虽非前线作战主官，但多年军旅经验令他立刻识破敌方意图。 他沉着应对，迅速指挥部队将粮食藏于一处天然石洞中，随即占领山口附近制高点——一个被乱石环绕的小山包。山坡陡峭，仅有几条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地形虽然险峻，却也成为天然屏障。 战斗很快爆发。土匪一波波扑上来，枪声、喊杀声响彻山谷。警卫班不过十余人，面对几百敌人，弹药、食物极其有限。 匡斌将有限火力合理部署，前后交替、层层设防，极大地延缓了土匪的进攻节奏。他亲自端起冲锋枪冲到最前线，组织反击，还数次冒着枪林弹雨救回受伤战士。 夜色下的山野漆黑而寂静，每一枪一弹都显得格外刺耳。数次进攻均被打退后，土匪开始使用火攻，点燃枯草企图熏出守军。浓烟滚滚，呛得人几乎无法呼吸，匡斌指挥战士用湿毛巾蒙面，并趁着火光倒映，实施夜间反击，将土匪逼退至山脚。 当夜里通讯员冒险修复了受损的电台时，天已微亮。匡斌发出那封广为流传的电报：“不需要派兵支援，给我们送些蚊帐来吧。”此语本为玩笑，却也透出他临危不乱、信心满满的态度。蚊帐，是为守粮而继续坚守山头所需之物，而非撤离的准备。 接下来的几天，土匪不断轮番上阵，甚至试图夜间潜伏至山顶偷袭，但皆被匡斌等人识破并反制。他们用石块、匕首、甚至牙齿与敌人搏斗，誓死守住军粮。第五天清晨，土匪士气崩溃，被击毙大半，余者狼狈逃窜。 战后统计，此役匡斌仅率12人，却击退300余敌人，保护了全部粮草无一丢失。这场以少胜多的战斗，成为18军剿匪史上的典范，也为匡斌赢得了“守粮将军”的称号。 这场英勇的保粮战仅是匡斌戎马生涯中的一个片段。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在人民军队担任要职，先后任济南军区公安军司令、江西军区副司令。他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安定社会、打击土匪、整肃军纪的显著成效。 在山东，他严厉打击地痞流氓，重建治安秩序，深得百姓拥护；在江西，他亲自督战剿匪、指导土地改革，帮助老区翻身。在所有的工作中，他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不搞特权，不接受任何礼品与宴请。 年岁渐长后，他主动申请退居二线。退休后，他回到老区探访当年一起战斗过的乡亲与老兵。他对家乡始终心怀热忱，捐出积蓄修建小学，帮助困难户改善生活。 他的晚年生活朴素安静。他喜欢坐在院子里看书、写字，偶尔也与邻居聊起当年往事，但从不居功自夸。对于那封“蚊帐电报”，他曾轻描淡写地说：“那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打完仗还得接着守着粮，哪有地方睡？没蚊帐，被蚊子咬得一夜没法休息。” 1980年代，国家为他颁发荣誉勋章。他接过勋章时，轻轻抚摸奖章边缘，目光深远：“这一切，都是战士们一枪一弹拼来的。”他最终在家人陪伴中安然辞世，享年八十余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