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3年，宋徽宗要刻奸党碑，蔡京亲自执笔，把司马光、苏轼、黄庭坚列入名单。朝廷找人刻碑时，遇到了问题，石匠常安民找到主管官员:我常安民是一个老百姓，理解不了朝廷刻碑的深意，但司马光大人大家都夸他正直。如今朝廷说他们是奸邪，我不忍心把他刻在碑上。 在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东平王刘宇，汉宣帝的第四子，来到长安向他的侄子汉成帝提出一个请求。他希望皇帝能将宫中收藏的诸子百家之书以及著名的《史记》一份赐予自己，以便带回封地进行深入研读。 汉成帝在考虑这一请求时，召来了他的舅舅王凤进行商议。王凤坚决反对将这些书籍赐予东平王，他的担忧是这些书中包含了可能与朝廷主流思想相悖的内容，如反经术的观点、神怪信仰、以及记录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权谋和揭露汉朝开国秘事的《史记》。他认为这样的书籍不适合诸侯王阅读，以免引发不稳定因素。 王凤所担忧的“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实际指的是刘邦及其谋士们在夺取天下时使用的各种策略，这些往往是权谋与斗争的真实写照，与公开宣扬的圣人教义和典范行为有所冲突。 最终，汉成帝接受了王凤的建议，拒绝了东平王的请求。他向刘宇推荐阅读“五经”，称这些圣经包含了所有需要知道的知识。这一决定不仅反映了当时对知识与信息的严格控制，也体现了皇权对诸侯的严密监控。 在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宋徽宗赵佶和权臣蔡京联手推行新法，这一改革引起了不少反对声音。当时，赵佶受蔡京影响，指控包括司马光、苏轼等在内的多位知名文人和政治人物为“奸党”，并决定通过刻石公告天下，以警示世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祐党籍碑”事件。 这项决定不仅牵动了朝堂上层，也影响到了普通民众。在长安，一位名叫常安民的石匠被选中执行这一刻碑任务。然而，常安民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工匠，他对于这项任务有着自己的看法和道德考量。尽管仅是一位普通石匠，常安民对于朝廷要他刻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忠良如司马光的名字表示难以承受。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和不安，因为在民间，司马光等人的清名与高风亮节是众所周知的。 面对这一道命令，常安民选择了去见负责此事的地方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与不忍：“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马相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常安民在这里揭示了一个普通人的良知和道德判断，他认为将这些被尊敬的大臣列为奸邪是对他们的极大不公。 地方官听后大怒，认为常安民这是在公然违抗皇命，要对他进行惩处。面对威胁，常安民再次表达了自己的请求：“被役不敢辞，乞不刻安民镌字于碑，恐后世并以为罪也。”他希望即使自己不得不刻这碑，也不要在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以免未来的人误认为这一切是他主动所为。 《邵氏闻见录》中对常安民的记载，反映了普通人在政治风云中的无奈与抗争，同时也表达了作者邵伯温对常安民道德勇气的赞扬。邵伯温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一个观点：即使是一位普通工匠，也可能在道德和善恶的判断上超过一些士大夫，展示了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独特价值和影响力。 常安民，一位真实存在的陕西石匠。例如，《奉天县新修浑武忠公祠堂记》和《宋故清河县君张氏夫人墓志铭》等，均有他的署名。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他的技艺，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江西九江，另一位石匠李仲宁也以其高尚的职业操守而著称。李仲宁开设了“琢玉坊”，并因刻写苏轼、黄庭坚的诗词而小有名气。然而，当地方官在崇宁二年要求他刻写“元祐党籍碑”时，李仲宁以道德的名义拒绝了。他表达了对自己曾经工作的尊重，不愿将曾经赞美的诗人列为奸党。这一行为不仅赢得了地方官的尊重，还被后来的南宋学者王明清记录在《挥麈录》中，使李仲宁的故事流传至今。 这两位石匠的故事，反映了他们对职业的热爱和对道德的坚守。他们选择了对历史和文化有益的行为，即便这意味着可能会与权势者对立。 美国历史学家海斯和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论断。海斯批评那些只关注抽象人类而忽视具体个人的责任的行为，而苏霍姆林斯基则指出，没有对个人的同情心，就无法真正达到仁爱精神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