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钮益惠刑满释放后在天安门拍下的照片。当时的他48岁，自15岁因参与国民党特务活动被捕，到刑满释放时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了33个年头，然而谁也没想到他出狱后竟两次偷渡台湾讨说法，那么结果是怎样的呢？ 钮益惠的特务生涯其实只有短短3个月，不过他参与的“国民党保密局直属天津特别组”由于是震惊全国的特大反间谍大案，且性质恶劣，因此被一网打尽后，其重要成员已被执行枪决，而他虽然在审讯期间表现异常顽固，但由于还未成年，则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钮益惠出生于北京通州垛子村的大户人家，原本祖上行医，但到了他父亲钮永绪这一辈却在国民党部队做事，不过真正让钮家风光起来的还是钮益惠的三哥钮益培。 钮益培上过保定军校，做过国军将领陈诚的副官，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第五补给区副官处二处上尉副官并兼任其他职务。 也就在那时，钮益培将家人从垛子村迁到了北京市区东单牌楼新开路戊字41号，过上了显贵一时的好日子。 然而钮家的好日子随着北京解放也到了头，当时钮益培已经逃到了台湾，家里住的大宅院被当作国民党的资收由国家相关部门接管，于是钮益惠跟着父母又回到了通州垛子村。 1950年，钮益培突然写信回家，说他马上要从台湾回来，并告知了回家的确切时间，要钮益惠到时赶着驴车去火车站接人。 钮益培可是钮益惠最崇拜的人，所以到了那天不用钮永绪催促，他就赶着驴车来到火车站，很快他就在人群中见到了纽益培，而和纽益培同来的还有一个叫孙毓清的人及一部电台。 钮益培、孙毓清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到大陆的行动组成员，组员还包括钮益惠的大姐夫梁锡增和三姐夫刘景惠，考虑到农村偏僻不易引起注意，因此钮益培就把用来与台湾保持联系的电台安在了家里。 对于儿子做特务这件事，钮永绪非常支持，他甚至多次交代家人务必要保守秘密，否则被共产党发现，一家人都得玩完。 15岁的钮益惠正是幻想当英雄的年纪，所以他积极投身间谍活动，不光帮着收发电报传送消息，还经常在院子外望风，一看情况不对就立刻给特务们通风报信，帮助特务出逃，而他根本认识不到这是与人民为敌，还沾沾自喜地以为是为国立功。 其实钮益培等人向保密局发出的情报已经被公安部截获，然而受限于当时落后的技术，因此迟迟找不到电台所在的具体位置，直到找到一张由香港商人王永祥给“特别成员”的汇票，才顺藤摸瓜找到了电台所在地。 很快，公安人员就在钮家搜出美制特工收报机及发报机各一台，还有密码本、特务身份证明书等，除钮永绪被就地正法外，其他人都被逮捕归案，唯有钮益培带着孙毓清成了漏网之鱼。不过，钮益培和孙毓清在逃往济南的客车上还是被蹲守的公安人员逮了个正着。 这起案子由于轰动一时，报纸不仅报道了整件案子的过程，还将犯人的照片和名单都印在了报纸上，而钮益培这个反动特务也因此臭名昭著。 1959年，眼看十年刑期就要到了，可钮益惠却并没有真心悔过，他时时想着要为父兄报仇，再加上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他深知出去也很难活下来，所以他拉拢其他狱友成立了“反革命暴动集团”，企图在监狱搞暴动，结果被发现后，他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原本钮益惠已经心如死灰，结果他那年迈的母亲竟背着积攒了半年的食物去看他，并嘱咐他一定要好好改造，争取减刑早点回家。母亲的话给了钮益惠生的希望，从此后他积极改造，盼着能早日回家和母亲团聚。 钮益惠的努力没有白废，他的死刑被改为无期，无期又被改为有期，直到被改为有期徒刑15年。 1983年，钮益惠获得特赦，回到了北京通州垛子村。 这时钮益惠才得知，母亲早已冻饿而死，他的三姐也在特殊时期自尽身亡，而他唯一能投靠的亲人只有四哥钮益海。 钮益惠做过汽车装卸工，后来又做起了小生意，由于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因此他很快就赚到了钱，不仅盖了房，还娶了一个带着2个儿子的寡妇。 生活虽然安定了，可钮益惠始终觉得一家人为国民党牺牲得太多，于是他决定找国民党讨个说法。 1999年，钮益惠因生意失败，偷渡到台湾找到国防军事情报局讨要说法，结果不仅没能获得一分钱的赔偿，还被关押进监狱9个月才被遣返大陆。 2001年，钮益惠再次偷渡到台湾讨要说法。 这次他找到媒体，在记者的帮助下终于获得了3千美元的救助金，而他由于没有合法身份，于是再度被关押监狱半年才被遣返回大陆。 如今，钮益惠年事渐高，他想找台湾讨说法的希望也愈发渺茫，而他和妻子的生计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艰难，好在当地政府了解情况后，每月给他们夫妻发放2060元的生活补贴，这才让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 对于政府的关心，钮益惠非常感激，他说：“是党拯救了我的无知，现在又是党和政府关心照顾我的生活，尽管党和政府宽宏大量，我却总是为我之前犯的罪悔恨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