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下旬，在重庆的沈醉接到戴笠从上海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要他立即把美国校级军官招待所那幢楼房打扫干净，检修家具，尽可能布置好一点，要调一个排的武装和一个班的便衣警卫，还要派一名厨师与几名勤杂人员，并指明叫侯科长主持接待客人的工作。 1945年，沈醉，他那时候还是驻扎在重庆的一位不起眼的职员，接到了一个让他惊讶的电话。电话的另一端，是远在上海的戴笠，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头目。戴笠的声音冷静且急切：“立即准备美国校级军官招待所，确保一切井井有条。” 沈醉心中一惊，他很清楚，这栋楼并非普通的招待所，而是臭名昭著的白公馆，一个曾经关押过多名重要人物的地方。 戴笠的指令清晰明确：楼房要打扫干净，家具检修到位，安排武装人员和便衣警卫，甚至连厨师和勤杂人员都不放过，所有的安排都要细致入微，侯科长将负责这次接待。 就在一年前，白公馆的名字被改写，而改名的背后，隐藏着戴笠对一名特殊人物的安排——周佛海。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了南京、上海等城市，周佛海与其他被捕人员一同入狱。但不同的是，周佛海被国民党严密保护，这引起了外界极大的疑问和舆论的不利。 周佛海，一个见风使舵，与蒋介石有着复杂关系的人。他曾在日本占领不利时，向蒋介石表示效忠，并得到蒋介石的回信，信中虽然未署名，但蒋介石明确表达了对周的期待和保证。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周佛海更是被任命为上海行动总司令，成为维持上海治安的重要人物。 时间久了，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蒋介石决定将他软禁在重庆的白公馆。尽管周佛海为国民党效力，他在上海所做的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让他成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对象。 1946年，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揭露周佛海罪行的文章，将他的恶行公之于众。 他曾在上海发行过一种货币，这种货币对于普通的上海居民来说，购买力几乎为零，它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军的贪婪。上海的街头弥漫着饥饿和绝望，许多家庭因此痛失亲人，这些苦难的根源，都指向了周佛海。 群众的愤怒最终凝聚成一股力量，他们要求国民政府对周佛海进行审判。这时的周佛海，已经被软禁在白公馆，与他一同下场的，还有那些曾经一起投敌的人，如陈公博、陈立军等。 从1946年4月开始，他们被一个接一个地捕获并审讯，大部分人最终走向了死刑的终点。周佛海听闻这些消息，如坠冰窖，他深知自己也正处在风口浪尖上。 与此同时，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这位曾与周佛海一起大肆敛财、做尽坏事的女人，开始为丈夫四处奔走。她找到了戴笠，用一种几乎是哀求的语气说：“戴老板，您也知道，周先生早已归顺。请您务必保住他。”戴笠心里明白，就算他愿意帮助周佛海，但在民众的怒火面前，他也是有心无力。 面对戴笠的为难，杨淑慧抛出了她的条件——一大批珍贵的古玩字画，以及一份威胁——如果戴笠不能帮忙，她将公布周佛海与国民党之间的往来信件。戴笠在贪欲与恐惧之间做出了选择，他决定出手相助。 周佛海的命运因此发生了转折。他被带到南京关押，那里的看守人员与在重庆时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南京，他遭受了冷遇，尽管生活环境尚可，但已被视为犯人。 在重庆，周佛海曾写下一篇自白书，试图以此表明自己的功绩，希望用自己对抗战的“贡献”来抵消罪行。在南京，他再次提交了自白书，这次他试图美化自己叛国和投敌的行为，声称自己自1942年以来就已向军统自首，并有戴笠的信件为证。但当审判之日到来，戴笠已经因坠机事故去世，周佛海失去了最后的依靠。 1946年的金秋十月，南京这座古老而庄严的城市，成为了全国瞩目的焦点。周佛海的公审，吸引了近万名南京民众，他们涌向法庭期待着正义的审判。面对着人山人海，周佛海雇佣了一名声名显赫的律师为他辩护，这位律师带来了大量似乎对周有利的证据。 幸好，法律的天平最终倾向了正义。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佛海的裁决是无可回避的死刑。周佛海不甘心这样的结局，他向南京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希望能够翻案。上诉结果仍是被一一驳回。 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周佛海家中已是财力枯竭，但为了生存，他们将剩余的家财散尽，贿赂了国民党的官员。通过这些暗流涌动的操作，周佛海最终从死亡的边缘被拉回，判决从死刑减为了无期徒刑。在狱中，周佛海的生活竟出人意料地宽松。到了1947年的端午节，他还能与家人在狱中团聚，享受一顿“团圆饭”，这在许多平民百姓眼中无疑是一种讽刺。 不过周佛海的健康状况却日渐恶化。长期的心脏病，再加上强烈的并发症，让他在狱中的生活充满了病痛。他经常因剧烈的疼痛而在床头呻吟。到了1948年的春天，周佛海又接连患上了肺炎和急性肋膜炎。国民党政府虽然将他转移到了医院单独治疗，试图挽救他的生命，但病魔如影随形，最终周佛海在病痛中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这个曾让无数人民遭受苦难的汉奸，他的结局并非是一颗子弹带来的快速解脱，而是在长时间的病痛折磨中缓缓走向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