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刘文辉如果炸了泸定桥，红军可能全军覆没，他为何不炸？ 1935年5月，红军的先头部队在刘伯承的指挥下，向着大渡河进发。这一阶段，红军的任务不仅是要与时间赛跑，更要突破敌军的围堵，以确保后续大部队的安全渡河。 然而，前方并不平静，紧追其后的湘军以及地方军阀的部队紧密逼近，形势危急。红军的每一步都充满了风险，尤其是在经过彝族地区时，敌人的拦截压力更是迫在眉睫。 为了确保顺利通过，刘伯承巧妙地利用了自己在四川的威望与人脉，特别是在彝族地区的影响力。当地的彝族首领小叶丹对于刘伯承十分尊敬，二人通过结拜兄弟的仪式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在小叶丹的支持下，红军先头部队不仅避免了敌军的埋伏，还得以快速穿越彝族地区，为后续的行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5月23日，红军如同猛兽般冲入了大渡河的安顺场。此时，任务重担落在了红一师一营营长孙继先肩上。红一师是红军的精锐力量，拥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曾在秋收起义时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战斗力。孙继先带领着自己的部队，迅速向安顺场发起了攻击。 然而，安顺场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要冲，它还承载着历史的沉重。几十年前，石达开曾在此遭遇败北，未能顺利渡过大渡河，最终被迫投降并惨遭杀害。蒋介石深知大渡河对于红军的战略意义，因此极力加强了安顺场的防守，期待红军能够步石达开的后尘，陷入同样的困境。 面对复杂的局势，孙继先没有丝毫犹豫。他带领部队强行夺取了几艘船，但可用的渡船极为有限。仅有的一条船能够渡过大渡河，而其余的船只几乎无法使用。 孙继先决定挑选出十七名精壮勇士，先行渡河，强行击溃对岸驻扎的刘湘部队。凭借这些精锐的力量，孙继先成功突破敌军防线，为后续的红军渡河创造了条件。 尽管如此，由于渡船资源的紧张，孙继先计算过后发现，若依此方式渡河，整个红军的过河任务可能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而更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后续追兵的速度极快，距离安顺场仅有三天的路程。此时，唯一能够承载红军渡河希望的，是位于320公里外的泸定桥。 为了确保过桥的安全，红军指挥员左权和林帅迅速决定，亲自带队抢占泸定桥。红军部队与敌军的时间差几乎为零，他们在经过刘文辉的防线时，曾遭遇过短暂的阻击，但由于敌军的力量并未完全集中，红军成功突破，继续前进。 随着距离泸定桥越来越近，红军面临的压力逐渐加大。刘文辉的部队正试图通过破坏泸定桥的铁锁来阻止红军的前进，而红军则以极快的速度进行部署，组织了22名勇士，准备通过强行渡河来夺回桥头阵地。 这22名战士在高温炙烤的情况下忍受铁锁烁伤，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最终成功强渡大渡河。 当红军的先锋部队接近桥头时，刘文辉的部队还未完成拆卸桥上木板的工作，正准备用火攻手段阻止红军。然而，由于敌军的准备不充分，火攻未能发挥预期效果，而集束手榴弹也未能成功炸毁铁锁。 经过一番激烈的交火，红军成功夺取了泸定桥对岸的阵地，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架设了临时木板，使得红军主力部队得以顺利过桥。 这一战斗尽管英勇，但红军付出的代价并不大，只有四人阵亡。随即，红军迅速整理队形，利用获得的桥头阵地，成功突破了敌人的围堵，摆脱了紧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 至今，许多人对刘文辉未曾炸毁泸定桥的决策感到困惑。实际上，刘文辉在当时面临的困境颇为复杂。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桥梁，泸定桥自康熙年间修建以来，连接了四川、云南和贵州，历来是交通要道。 如果强行炸毁，虽能短期内阻挡敌人，但桥梁的重建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且不一定能恢复到原有的坚固水平。 因此，刘文辉可能在做出决策时存在侥幸心理，希望红军不能成功渡河，从而利用桥梁的存在延缓其前进速度。最终，泸定桥的保留也成为了红军突破敌人包围圈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