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春季爆发的四平战役，是国共两党两军以争夺长春作为直接的战役目标。

这样，中共关于东北的战略方针，发生第三次更改，由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2月确立的分散建立根据地，再度变为集中作战。

与此同时，苏军基于多种考虑，于3月12日突然撤离沈阳，开始了大约一个半月的撤军行动。

苏军撤退区域就是东北最重要的地区，即沈阳、长春、哈尔滨、以及贯穿其间的长春铁路（旧称中东路）。

国共两军由谁进占这些地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各自在东北的地位。

苏军于3月12日撤离沈阳之后，国民党军于13日进占沈阳，这样，国共的下一个目标便锁定长春。

此时，苏军仍滞留长春，能否于苏军撤离之后抢占长春，关键在于控制进入长春的通道——四平。

苏军是在经济合作问题未能获得协议，并且发生全国性反苏游行的背景下撤离的，由于苏军与国民党几乎反目，其整个撤军行动不可能与国民党合作。因此苏军撤退之际，其态度再度转变为与中共配合。

3月10日，中共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政委李富春向东北局提议进占四平。

3月16日，彭真报告延安：“友人再表示，凡友方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我们已同意李、黄夺取四平，可否立示。”此处的友人指苏军。17日，刘少奇复电：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的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时间愈快愈好。

黄时瑄

3月18日，黄克诚部于苏军撤离之后迅速进占四平，拿下四平，意味着长春已处于中共的控制之下。

3月25日，延安指示东北局：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

在这里，延安提出了“首都”这一概念，首都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延安对于四平之役的政治定位，从而规定了四平之役高度的政治性质。这样一来，随着苏军的撤离，国共两军迅速在四平形成大规模战略对峙。东北的三角格局正在变为两方对阵，因中苏条约而造成的国共在东北的“合法”与“非法”地位同样不复存在。

四平之役是根据局势的逐步发展，尤其根据政治要求的逐步强化，而逐步演化为两军决战。

国共四平对峙之际，国民党在东北的兵力已大为增强。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月4日，杜聿明致电蒋介石，一再要求蒋介石作出增兵部署。

截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初，国民党在东北共六个军。其最终的总兵力共七个军，即十三、五十二、新一、新六、七十一、六十、九十三军。

熊式辉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患肾结核，于2月中旬赴北平治疗，东北军事由熊式辉、郑洞国负责指挥。

4月上旬，在熊式辉、郑洞国指挥下，国民党军以沈阳为中心，对南线的本溪和北线的四平同时展开南北两线攻击。

南线方面，由五十二军的二十五师和新六军的十四师对本溪分进合击。中共南满军区以一部顽强阻击十四师，另以优势兵力全歼二十五师一个团，并将二十五师击溃。

与此同时，北线四平方向，国民党军由七十一军和新一军展开正面推进，4月8日，中共在昌图发起反击，将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击溃。

这样，熊式辉指挥下的南北两线作战均遭挫败。

现在，摆在国民党面前的问题是，苏军即将由长春撤退，而四平已被中共切断，四平以北，国民党军不能北上接防。

蒋瑞元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再度指望苏军予以协助，为此，蒋介石打出的牌还是那个导致双边关系陷入僵局的经济合作问题。

4月4日中午，蒋介石召集王世杰、张群、张嘉璈等会商这一问题。蒋介石此时重提经济合作，就是指望以此换取苏军协助接收之意。

在向苏军打出经济合作牌的同时，蒋介石亦把目光转向马歇尔。

马歇尔于3月11日回美，4月8日，马歇尔致电蒋介石，就在美与各方面接洽援华计划的结果告知蒋介石。

当日，蒋介石复电：“务望阁下能于十五日前后回华，使我政府接收东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蒋介石要求马歇尔15日左右返华，也就是指望马歇尔能于苏军14日撤离长春时，阻止中共进占长春。

蒋瑞元

虽然，蒋介石的意图很清楚，就是以经济合作换取长春路的接收，但外交部长王世杰却“仍犹豫不决”，蒋介石对王世杰的迟疑开始不满。4月13日，蒋介石再次敦促王世杰与苏方接洽经济合作。

在蒋介石严令之下，王世杰只得再次行动起来。当天是星期六，王世杰特意通知苏方下周星期一，即4月15日开始谈判，但一切为时已晚。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14日，苏军最后撤离长春。总之，苏军撤离之际，把一个极为严峻的局面留给了国民党。

进占四平，意味着长春已成为中共的囊中之物。

从3月18日夺取四平到4月18日进占长春，在这整整一个月之内，中共的几位主要决策者之间围绕是否进占长春这一问题，反复展开过磋商。

4月11日，林彪致电延安和东北局，就四平作战方针较为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林祚大

林彪认为：根据目前东北形势及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消灭敌人的结果。故我意目前方针，应脱离被迫作战，取主动进攻。在这里，林彪所提出的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的城市不必勉强争取等等，其实就是毛泽东自己一贯倡导的军事原则。

林电的核心，实际上就是主张不打长春，只要不进长春，也就不用固守四平，这样，四平作战便是主动的、以歼敌为主的运动战。反过来，一旦拿下长春，便必须固守四平，从而造成“被迫作战”的局面。

从一般的作战原则而论，林电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林电仅仅提出如何有利于作战，并不着眼于如何有利于谈判，而怎样有利于谈判，恰恰是毛泽东的着眼点。那么，怎样才能有利于谈判？这就必须拿下长春。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

为何此时拿下长春有利于谈判，这要从马歇尔的归来说起。

马歇尔预计4月中旬返华，他的归来与进占长春有什么关系？毛泽东的判断是，马歇尔返华之后，将能够迫使国民党迅速停战。为此，要求林彪于停战之前拿下长春，这样，随着马歇尔返华后停战令的下达，中共既可据有长春，又可避免在四平陷入军事被动。

中共对马歇尔的这一判断也有其据，1月10日的停战令正是马歇尔来华后迅速下达的。总之，与刘少奇相同，毛泽东也将东北停战的底线放在了马歇尔身上。

4月14日，林彪致电担任攻击长春任务的吉辽军区司令周保中、副司令陈光等人，指示：对固守长春之敌，不应采取全线包围于四十八小时内，解决战斗的计划，只派少数部队进行牵制，而勿进行正式攻击。应着重于占领飞机场，断其空运，然后逐次攻略城内诸目标……如无全部占领长春可能，则应勇敢放弃全部攻占的计划，采取占领一部与敌对峙，以利谈判的计划。

该电反映出林彪一贯的作战风格，冷静、周密、谨慎，根据前线情况决定进退。

4月18日，中共进占长春，长春市长赵君迈等被俘。

拿下长春必然导致“守城”，而守长春的关键则又在守四平，4月18日，毛泽东指示东北局：“我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中，如我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顽军，此种可能性是有的。”

长春的占领，意味着四平决战的态势已经形成。

4月19日，毛泽东电令彭真、林彪：“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20日，毛泽东再次电令：“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变为马德里”。

这样，在两军主帅的严令之下，林彪集结了约10万兵力，杜聿明则率领一批精锐之师，双方在四平展开了长达一个月的决战。

拿下长春，意味着四平决战的开始，国共在四平的攻防骤然严峻起来。

4月18日，林彪就四平作战的战术原则指示各参战部队：“我军的战役方针是：求得在局部地区，集中绝对优势力量，各个击破敌人”。“望各部切实坚持一点两面战术，集中兵力，猛攻一点，力避同时攻击数点”。

在这个战术方针的指导下，四平守军在初战阶段取得了战术性胜利，阵地基本坚守下来。

黄时瑄

在中共高级将领当中，也有人对四平之役持不同意见，其中一位就是中共西满军区司令员黄克诚。

4月18日，李富春、黄克诚致电延安，称：“新一军已到距四平七八里之地点，连日飞机助战，四平已难保持。目前最大问题，敌有新力量源源增加，而我无新力量增加。”还在四平决战的头一天，黄克诚即看出“四平已难保持”。

4月20日，毛泽东复电李富春、黄克诚：“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十天之后可能好转。”

这里，毛泽东所说十天后好转，并非指战场局势的好转，而是指重庆的谈判局面将会好转，故而要求李富春、黄克诚坚持。

然而，当中共一再判断“停战时机已不在远”之际，停战的可能性实际上已不存在。

这一回中共低估了蒋介石，蒋介石并未“非随美国意旨走”。4月24日，王世杰见蒋介石，转告了马歇尔关于不能以武力解决中共的意见，蒋介石表示：“对中共要求东北方面无条件停战之议，认为不能接受。”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

拒绝中共的无条件停战，等于拒绝了马歇尔的24小时停战方案。

蒋介石认为马歇尔对国民党施压，其实，马歇尔同样也在对共产党施压，此即改变条件，要求中共退出并由国民党军接收长春，然后停战谈其他。为迫使中共接受此项条件，马歇尔采取了一项出人预料的行动：退出调停。

4月29日，马歇尔向周恩来提出一个口头声明：“现在提出这个声明，即表示我实际上已经不经手调解这件事情。我看不出我再进行调解，能有什么更多的成就”。

当晚，马歇尔又将此项决定通知了蒋介石，获此消息后，蒋介石的态度是：“余赞其勇气”，并称：“此为惟一之办法”。

总之，马歇尔的退出，意味着谈判的中断。

马歇尔之所以退出调停，其意图是：“我认为，我退出调停地位，可以对双方施加压力，使他们在各自的立场上作出让步。”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

其实，双方能否让步，关键并不取决于马歇尔的施压，而是取决于四平的战局。

马歇尔的调停方案之所以两面碰壁，从根本上讲，还是因为四平的战局尚不明朗。反过来，谈判愈是不明朗，便愈是要求战局明朗起来。这样，延安对于四平作战的督导，逐渐被谈判进程所左右，四平作战完全从属于谈判的需要。

本来，中共并不具有与对方的精锐之师作战役决战的实力。中共之所以敢于决战，主要是判断马歇尔能够迅速制止战争，而一旦马歇尔未能做到这一点时，四平守军必然陷入苦战。终于，出现了林彪所担心的既不能守城又不能歼敌的被迫作战的局面。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在北平治病两个月后，于4月中旬回到东北。杜聿明研究了东北战局长期胶着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国民党军以争城夺地为目的，未能击溃中共主力。

基于这一研判，杜聿明没有执行蒋介石先北后南的指示，反过来，采取先南后北方针，首先，调集兵力进攻南满，解决本溪。然后，抽兵北上，会攻四平。

杜聿明

毛泽东关于“蒋军作战重心已经放在北面……故南满我军宜多抽调向北”的判断，从战略上讲是正确的。但是，从战术上讲，与杜聿明先南后北的方针恰恰相反。由于中共南满军区已将主力部队调往北线的四平，这样，本溪守军必然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

4月29日，杜聿明调集新六军和五十二军会攻本溪。5月3日，毛泽东致电萧华: “你们决心保卫本溪，中央甚为欣慰。”然而就在当日，本溪失守。

本溪失守成为四平之役的转折点。

本溪易手之后，马歇尔开始第二次出面调停。5月11日，马歇尔提出一个四点方案，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调停。

四点方案如下：（1）中共撤离长春，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进指挥所。（2）政府军在不超过六个月的时间内占领长春。（3）满洲驻军比例以共军一个军对政府军五个军为基础。（4）中共不占领长春以北的关键城市。

所谓军调部进驻长春，就是中共退出长春之后，国军暂时也不进驻长春，但国军可于数月之后进占长春。显然，马歇尔的调停方案开始向国民党倾斜。

萧以僔

5月3日本溪失守之后，5月6日，毛泽东致电萧华：“本溪虽失，你们牵制敌人甚多，这就是胜利。望鼓励各旅继续在本溪周围阻击敌人，并派部袭击敌之来路、务使新六军、五十二军不能北上为要。”但这一意图未能奏效。

拿下本溪之后，杜聿明迅速抽调新六军廖耀湘部北上加入四平作战序列。

5月13日，杜聿明完成对四平的攻击部署：以新六军廖耀湘部为右翼兵团，攻击方向为公主岭；以新一军孙立人部为中央兵团，击破中共当面阵地；以七十一军陈明仁部为左翼兵团，击破中共当面阵地后向三江口、郑家屯方向追击前进。

此刻，四平守军的处境已极为不利，黄克诚连续给林彪发去几个电报，建议撤退，而林彪既不回电，也不撤军。

5月12日，黄克诚直接致电延安，认为：“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

黄克诚建议：“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

黄时瑄

这里，黄克诚明确提议让出长春以换取停战。

黄克诚的电报触动了毛泽东。5月15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可向马歇尔提出：（一）东北停战一星期；（二）长春国共双方不驻兵。

长春双方不驻兵，就是中共可以撤出长春之意，表明毛泽东开始从无条件转为有条件停战。

对于中共来讲，所谓有条件，就是指交换条件，就是以让出长春交换其他条件。马歇尔的方案基本限于军事方面的安排，而未涉及东北政治方面的安排。

为此，周恩来提到民盟的方案，即改组东北行营政治、经济两个委员会，由莫德惠或张嘉璈做主席等。没有相应的交换条件，中共不可能无条件撤离长春。这样，在交换条件上，谈判再次遇阻。

在此次会谈中，马歇尔一再强调，他不愿再一次卷入僵局, “另一次僵局将不仅更加降低我的影响，而且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的恢复。”这是在给中共施压，强调他的第二次出面调停，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四平战役形势图

然而，由于战局骤变，留给谈判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5月14日，杜聿明指挥七十一军、新一军、新六军，从左、中、右三个方向对四平发起总攻。廖耀湘率新六军加入四平作战序列后，廖研究了新一军和七十一军在四平长时间打不开局面的原因，认为主要是该两军正面攻击点过于狭小，这样，“使解放军可以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正面上作有力的抵抗”。

同时，还是由于正面过窄, “致使自已之侧背及后方交通完全暴露，引起解放军之侧击与迂回”。

有鉴于此，廖将所属四个师编为两个纵队，实施宽正面的两路分进合击。5月14日总攻发起之后，廖部于18日下午4时，推进到火石岭子地区。

新六军出乎预料的快速突入，造成四平守军有被封闭退路的危险。

5月18日，林彪致电延安：“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不待延安复电，林彪果断下令18日晚撤守。5月19日，新一军孙立人部进占四平。四平易手，接下来的目标便是长春，东北问题进入最后时刻。

5月21日，周恩来与马歇尔会谈。

周恩来

此次会谈是在四平失守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和以往不同，这一回周恩来直接就让出长春的交换条件进行磋商。

5月22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现在四平街已失，请中央考虑下列可能及方案：甲、我如不让长春，则迟早美必助蒋攻下长春，届时我结城下之盟，条件必苛……乙、我如能坚守公主岭，一方给蒋以有力打击，一方准备让出长春，以交换其他较有利条件”。

周恩来倾向于乙案，“让出长春以交换其他有利条件”。但是，长春能否“让出”，其前提是必须据有。如果不能据有，便不能让出，不能交换。因此，乙案能否奏效，则又取决于撤离四平后，中共能否守住下一道防线——公主岭。

本来，蒋介石的考虑是：“东北战略止于辽源与四平街”，就是不攻长春，因此，还在杜聿明即将攻下四平之际，蒋介石担心杜聿明部深入过远，5月17日，蒋介石派白崇禧前往东北以节制杜聿明。

白崇禧对杜聿明说：只要将四平街打下，对中共的和谈即有面子，并说蒋介石的意见，不拟再向长春北进。

杜聿明

然而一个突发事件，使得杜聿明毫无顾忌地向长春推进。此即林彪总部作战科科长王继芳叛降，导致中共撤退计划全部暴露，因此，杜聿明敢于放胆向长春推进。王继芳叛降之后，改称王瘦芳。

5月22日，白崇禧由沈阳返回南京，随即向蒋介石报告王瘦芳提供的情报。王瘦芳的供词对于国民党下决心向长春推进，提供了重要情报。

一直以来，国民党相当怀疑苏联红军直接帮助中共作战。为此，蒋介石对于是否进攻长春一度犹豫，担心与苏军发生冲突。现在，王瘦芳证实中共队伍中“无苏联人”，这就消除了国民党军进攻长春的顾虑。

廖耀湘

5月22日晚，廖耀湘部进入长春，23日占领全城，出现了毛泽东所说的“最坏”的情况。

关于四平之役中共伤亡人数，通常说法是8000多人，这个数字大约是指4月下旬至5月下旬决战期间的伤亡人数，并且很可能还只是四平方面的数字，不包括本溪。

四平战败，在部队中也产生了消极影响。5月31日，林彪报告延安：部队逃亡现象严重，士气日益涣散，战斗力薄弱。

四平之役是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遭遇的头一次最为严重的军事失利，也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