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兵：红色高棉的“完美武器”

“儿童像白纸，没有被污染。他们是革命最纯洁的武器”。作为“纯洁社会”的中重要环节，波尔布特在屠杀人民时，没有忘记系统性将儿童改造为自己的杀人工具。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5到1978年，红色高棉大约征召了3万至5万名8–16岁的儿童。这群儿童在红色高棉的高强度系统化训练中，成为了凶残的暴力执行者。

安吉丽娜·朱莉在执导的影片《他们先杀了我父亲》中，以5岁女孩的视角呈现了童子军的训练场景。虽然，她已经刻意弱化血腥，但通过儿童机械重复口号、麻木执行命令的细节，人们仍然可以感受到那个“去人性化”的时代。

从“孤儿”到“革命之子”

“安卡是你们的新父母，革命是你们的家”。在“建立纯洁社会”的行动大纲下，家庭被红色高棉视作“旧社会的毒瘤”，被强制拆散。夫妻、父母与子女被分送到不同的劳动营。而儿童则被彻底切断与原生家庭的情感纽带，集中到“少年营”，接受军事化管理和意识形态灌输。

西哈努克在其1980年的著作《战争与希望：柬埔寨现状》中表示，一旦这些儿童被招募进了革命队伍，那么就会与亲族分开。红色高棉会授予他们普遍认为的最大荣誉头衔，称作“Oppakar phdach kar robas pak”，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党的专用工具”。

在儿童兵的选择上，红色高棉优先招募8–12岁儿童。因这个阶段的儿童认知不成熟、道德判断未形成、服从性强。前儿童兵Hun Nareth在回忆中说：“他们给我米饭和一把枪，说我是‘安卡的眼睛’。我那时11岁，觉得比当农民的儿子光荣”。

红色高棉的研究者卡尔·杰克逊于1989年写成的《柬埔寨1975-1978：与死亡会合》中谈到，儿童兵被红色高棉灌输的教育只有铁一般的纪律和仇恨心态。在内部，谁批评和反对红色高棉，谁就是吃里扒外的国家敌人和柬奸。在外部，谁批评红色高棉，谁就是干涉内政，抹黑柬埔寨，不想让柬埔寨强大。

当然，要达成对红色高棉的“令行禁止”，儿童兵必须从多个层面进行改造。

首先，语言即世界。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用到此处，不知他会作何感想。然而，红色高棉确确实实地对儿童兵进行了语言重构。儿童兵们每日需要背诵充满波尔布特语录的“安卡教导”，代替祈祷。他们也被禁止使用“爸爸”“妈妈”这样的词汇，而改称“男同志”“女同志”。同时，将“杀人”称为“完成任务”，“哭泣”称为“软弱”。在这样的词汇描述中，儿童兵们的行动基本不会超越他们所能接触到的语言体系。

其次，红色高棉也对儿童兵进行暴力的脱敏训练。从强迫儿童亲手宰杀鸡、狗、牛，到旁观处决，再到亲手执行，用锄头、镰刀、木棍处决曾经的老师、长辈等“叛徒”，儿童兵在这其中逐步成长为红色高棉的杀人工具。前儿童兵Kosal Khiev回忆红色高棉的干部们如此威胁他们：“如果你不打，你就是叛徒。我闭着眼打下去……那个人是我小学老师”。

行为异化：儿童如何成为高效杀手？

“孩子们最可怕。他们不犹豫，不谈判，不收贿赂。命令一下，锄头就落”。

在红色高棉体系中，儿童兵常比成年士兵更“可靠”。因为，儿童兵尚未形成独立批判思维，更少质疑；害怕被送回饥饿的劳改营，更易被恐吓；为证明“忠诚”而过度表现暴力，从而更残忍；而其儿童身份更易降低受害者戒心，也更隐蔽。

于是，我们看到，无数的儿童兵在村庄“揭发”父母藏匿食物，在监狱担任看守、记录员、行刑助手，在边境巡逻中射杀逃亡者，在执行“内部清洗”中处决“动摇”的成年干部……

Him Huy（化名），1976年时，他12岁，他在自己的家乡磅士卑省某集体农庄，担任村庄“净化小组”成员，负责监督、举报、处决“思想不纯者”。

1976年，村庄粮食短缺，一名老教师被举报“私藏一捧米”。村“安卡代表”立即命令Him Huy及其两名同龄伙伴“执行教育任务”。三人被告知：“旧社会的虫必须用新社会的工具打出来。”

于是，老教师被绑在木桩上，Him Huy第一个挥锄，击中其左肩。老教师未叫喊，只低声说：“孩子，你妈妈知道吗？”三人轮流击打约15分钟，直至其死亡。尸体被丢入稻田作肥料。事后，三人各得半碗米饭和一小块腌鱼作为“革命奖励”。

Him Huy在1979年越军攻入后逃亡，隐姓埋名务农。2008年，他在非政府组织首次公开证词，痛哭失声：“我杀的是教我写字的人……他给我吃过糖。”2012年，他自愿前往受害者家属村庄下跪道歉，被石块驱逐，额头缝7针。

创伤后遗：杀人儿童的终身诅咒

“我30岁才第一次哭。梦见老师跪着求我别打。我醒来抱着头撞墙，但我知道，那怕撞破头，也唤不回老师的死”。

红色高棉倒台后，很多儿童兵回归村庄。然而，他们常被视为“恶魔余孽”，遭到昔日受害者家属排斥：“你杀了我父亲，你还敢回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因此出现自残、酗酒、暴力倾向。

1975年，10岁的Keo（化名）举报和参与处决了自己的亲哥哥。起因是，哥哥在劳改营时偷吃了生稻谷。指导员召见和哥哥同在一个监狱的Keo，试图说服她：“你不是旧家庭的妹妹，举报叛徒是革命女儿的最高忠诚”。为了增强说服力，指导员同时允诺Keo，如果她指证哥哥，并可以获得象征荣誉与权力的红袖章以及额外配给的半勺粥。Keo最终没有抵抗过诱惑。她在批斗会上高喊：“我哥哥偷吃人民的粮食，他心里有虫！”当晚，她的哥哥被绑在木架上，Keo被命令用竹签刺穿他的腹部“驱虫”。哥哥临死前看着Keo，没有说出一句话。隔天，哥哥的尸体就被丢入沼泽。

1979年，红色高棉倒台后，Keo被自己姑姑收养，但家人都拒绝和她同桌吃饭。1995年，Keo试图在哥哥死亡沼泽边立木牌纪念哥哥，被村民们阻止：“你没资格纪念他”。2003年，她在金边当街头小贩，她拒绝生育，因为她认为自己的血是肮脏的。2020年，她在纪录片《血亲》中露面，镜头前反复陈述：“红袖章……粥……很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