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和朋友聚餐，席间一位刚买完房的朋友不断计算着每月要还的贷款，眉头紧锁。突然他抬头问：“明明知道房价可能下跌，工作可能不保，为什么我们还是争先恐后地跳进这个房贷陷阱？”全场一时沉默。

一、思维惯性：我们都是“火鸡科学家”

在《三体》中，刘慈欣描绘了“火鸡科学家”的形象：一只火鸡通过长期观察发现，每天上午主人到来意味着食物将至，于是它建立起一套“科学定律”，直到感恩节前一天，这条定律被彻底推翻。许多购房者的思维何尝不是如此？过去二十年中国房价的持续上涨，让一代人形成了“房价永远涨”的坚定信念。我的朋友小李就是典型例子。2016年，他在北京五环外买了一套每平四万的房子，当时所有人都说房价已到顶点。结果三年后，同一小区单价涨到了六万。2020年，他再次入手第二套房。但现实是，没有任何资产会只涨不跌。当人口红利消退、城镇化进程放缓，房价的“永远上涨”定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思维的惯性让我们习惯于用过去预测未来，如同火鸡科学家一样，对即将到来的感恩节毫无察觉。

二、文化执念：“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现代解读

孟子的一句“有恒产者有恒心”影响了中国人数千年。在很多人看来，房子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场所，更是安全感、归属感和个人成就的象征。这种文化基因已深植于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我的表姐和姐夫都是高校教师，收入稳定但不算丰厚。他们却坚持要在北京买一套千万豪宅，首付需要凑齐六个钱包，月供占家庭收入的70%。我问他们为何不先买套小的，表姐的回答令人深思：“租了十年房，受够了搬家的苦。有了自己的房子，才感觉在这个城市扎下了根。”这种“有房才有家”的观念，让房子承载了远超其居住功能的价值。在许多一线城市，拥有房产甚至是隐形的“社会通行证”，关系到子女教育、社会地位甚至个人尊严。当房子与如此多的非经济因素绑定，理性计算便让位于情感需求。

三、对未来过度乐观：高估稳定性，低估不确定性

人类大脑天生不擅长处理长期风险。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我们倾向于高估近期的稳定性，低估远期的变化。这一点在房贷决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王先生是某互联网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年收入八十万。买房时，他贷款四百万，分期三十年。“以我现在的收入，还贷毫无压力。”这是他当时的想法。然而不过两年，行业整体不景气，他所在部门整体裁员，昔日的高薪工作一去不复返。大部分高薪工作都是时代的红利，而非个人能力的永久证明。金融、互联网、房地产——这些曾经风光无限的行业，都有着自身的周期性和不确定性。将三十年的财务规划建立在当前收入基础上，无异于在流沙上筑堡。更现实的是，三十年的职业生涯中，一个人可能经历行业颠覆、技术变革、健康危机乃至家庭变故。任何一个黑天鹅事件，都足以摧毁精心规划的还款计划。

四、攀比心理：中产标配与“锦衣夜行”的痛苦

“隔壁老王家又换大房子了。”“同学聚会就我还没买房。”这样的比较在日常生活中不绝于耳。房子在中国已异化为社会地位的象征，是成功人生的“标配”。我的同事小陈最初并无买房计划，但参加完大学同学聚会被刺激了。“同学们都在讨论买房投资，只有我还在租房。感觉低人一等。”回来说什么也要买房，最终在郊区买了一套超出实际需求的房子。中国人特别害怕“锦衣夜行”——有了成就却不为人知。房子作为最显眼的“成就展示品”，自然成为攀比的主要战场。这种社会压力如此强大，以至于许多人宁愿承担巨大的财务风险，也不愿在“房产竞赛”中落后。社交媒体加剧了这一现象。朋友圈里晒新房、晒装修成为新时尚，却无人展示每月还款的艰辛。这种“幸存者偏差”让观望者产生错觉，以为人人都能轻松应对房贷，从而盲目跟风。

五、无法适应房子从“投资品”到“消费品”的转变

最关键的转变正在发生：房子开始褪去金融属性，回归消费品本质。但大多数人的认知还停留在过去那个“买房必赚”的时代。作为消费品，房子与汽车、手机没有本质区别：它会折旧、会老化、会贬值。中国的住宅设计寿命一般为50年，但实际上许多房子二三十年后就已各种问题频出。更别说那些建设质量差的楼盘，可能十年后就显旧态。我的一位建筑师朋友直言：“许多人没意识到，钢筋水泥也有寿命。现在花几百万买的房子，三十年后可能一文不值。”特别是在人口流出城市，未来出现大量空置房并非危言耸听。然而，观念转变远慢于现实变化。我们仍然用着投资品的逻辑，去买入正在变为消费品的房子。这种认知滞后，是许多房贷悲剧的深层原因。

回到开头的问题：当房贷明显成为陷阱，我们为何还在往里冲？答案复杂多元，涉及心理、文化、社会等多重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在集体疯狂中保持个体清醒。不妨先问自己几个问题：如果我未来收入减少，能否承担月供？如果房价下跌，我能否接受资产缩值？如果生活发生变故，我是否有应对方案？房子应为生活服务，而非生活为房子服务。当你不再为面子买房，不为攀比买房，不为恐慌买房，而是真正基于需要和能力做出选择，或许就能避免成为下一个“被房贷逼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