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镇，明朝历史上最丢人的皇帝，没有之一。
他的一生基本上用三件事就可以概括：
一，叫门皇帝。
二，夺门之变。
三，杀于谦。
何止是丢人，简直令人发指。连柳如是都能在亡国时投河自尽，身为一个国君，却连一个妓女都比不上。
但我想说，朱祁镇只是一个可怜人，确切的说，他只是一个傀儡。
朱祁镇在叫门之前，重用大太监王振，注意：这并不是昏聩无能，反而是勇于反抗的表现。
反抗谁？
当然是士族集团。（也有叫文官集团的）
当一个皇帝，尤其是处于朝代中期的皇帝，避免不了跟士族起冲突。
儒家的那一套思想，或者说道德绑架，在初期是给天下所有人用的，但并不包括皇帝，因为这就是皇帝的统治工具。
不知道怎么回事，用着用着，儒家这套思想反而统治起皇帝来了。
什么“与民争利”，什么“君为臣纲”，什么“废长立幼，乱国之本”等等，全是约束皇帝的。
这就导致一旦皇帝想雄图大业，就必然遭到群臣反对。
朱元璋是不怕的，朱棣也不怕，但随着往后的皇帝权力一点点地流失，慢慢地形势就完全逆转了。
皇帝成了扛活的了，虽然用着金扁担，但依旧是个扛活的。
你就看历史规律吧，几乎每个朝代都是第一代领导人能打，往后越来越完蛋。（汉武帝除外）
朱祁镇不想变成扛活的，但他又不敢跟文官集团正面硬刚，只能启用大太监王振了。
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朱祁镇，你还是太年轻了。
恰逢其会，朱祁镇要亲征瓦剌，一个惊天阴谋就要出现了。
历史书上的史料有真有假，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朱祁镇和王振俩人都是军事蠢蛋。
当然也不能完全怪他俩，二十多万的部队对上三万瓦剌，要我我也敢上。
有句话叫做有心算无心，这支部队集齐了朱祁镇、王振和所有支持朱祁镇的勋贵，正是一网打尽的最好时机。
就在朱祁镇信心满满的时候，前线传来噩耗：前军4万人全军覆没。
4万人全军覆没什么概念？瓦剌只有3万人，基本就等于洗好脖子等着别人来杀。
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中计，二是被人出卖。
由于朱祁镇和王振并不在前军之中，排除了胡乱指挥的可能性，那么就剩一种可能：被人出卖！
朱祁镇或许蠢，但那些勋贵可不蠢，尤其是英国公张辅和成国公朱勇，立刻意识到此战必败。
历史书上写的是王振因为要去家乡炫耀而改变撤退路线，又因为怕踩坏田地再次改变路线，把王振写成一个蠢蛋的形象。
大哥，这是逃命啊，王振再蠢也知道面子跟命哪个重要。
所以，我大胆猜测，一再更改撤退路线是为了防止有人把行军路线泄露出去。
然并卵，士族的能量超乎人的想象，最后还是在土木堡被抓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结果：除了朱祁镇被抓，所有人全部战死。
刚才我说了，这里面有朱祁镇和王振，更重要的是京城三大营，包括张辅在内所有支持朱祁镇的勋贵。
换句话说，朱祁镇的势力被人一夜连根拔起。
除了瓦剌，谁是真正的赢家？
答案显而易见，就是文官集团。
皇帝没了，再推举一个就是了，反正新皇帝一点势力都没有，还不是任由我们来捏扁搓圆。
只是没想到，出现了三个变数。
一，朱祁镇没死。
二，于谦力挽狂澜。
三，朱祁钰不听话。
这里面最难搞定的就是于谦，于谦不但军事才能了得，政治才能也是首屈一指。
最难搞的是，于谦是个君子，不但自己不贪，还不让别人贪。
而且他还大搞政令，让我们搞个土地兼并都不好搞。
所以，于谦必须死！
但景泰帝朱祁钰又大力支持于谦，只能先搞死朱祁钰了。
然后朱祁钰就莫名其妙的病了，连刚立的太子朱见济都夭亡了。
再然后朱祁镇又被莫名其妙的送回来了，一关就关了七年。
关键的来了，在石亨等人的蛊惑下，朱祁镇决定发动夺门之变。
一切进行的异常顺利，连个出来看热闹的人都没有，在一场政变的活动里，显得由为诡异。
仿佛在所有人眼里应当如此！
连于谦都没有出来看看。
说叫夺门，其实就是造反，居然没人阻拦，你说奇怪不奇怪。
甚至连朱祁钰都很镇定，一副我等你很久了的样子。
这让朱祁镇很抓狂，你们能不能严肃点，我在打劫呢大哥！
事实证明朱祁镇的惊慌不是没有道理，朱见济早亡，朱祁钰命不久矣，皇位迟早还是他的。
他冒着大不讳的罪名抢劫了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
好熟悉，阴谋的味道！
来不及细想，石亨徐有贞立刻谏言：杀掉于谦！
朱祁镇懵了，呐呐的说：于谦实有功。
“不杀于谦，此举无名！”
朱祁镇悟了，这句话明着是说杀了于谦，皇位才有合法性，但翻译过来就是：不杀于谦你当不了皇帝！
赤裸裸的威胁！
皇帝谁当都可以，但必须是个听话的皇帝，你今天不杀于谦，明天就有人骂你造反，然后再把你赶下皇位。
是想当傀儡还是身首异处自己选！
朱祁镇怂了，只能选择杀掉于谦，这样才能保命。
爱咋咋地吧，从今以后我就躲后宫里不出来了。
于谦死了，死的不明不白，跟岳飞一样，莫须有的罪名。
群臣集体沉默，只有民间哭嚎一片。
朱祁镇感觉有点丢人，于是在三十六岁就驾鹤西游避祸去了。
朱祁镇的“丢人”，其悲剧性不仅在于他个人的无能，更在于他始终未能摆脱作为士族集团权力游戏中最重要棋子的命运。
他两次登基，却从未真正掌握过属于自己的皇权。
他的人生起伏，完美诠释了在明朝中后期，皇权如何在制度化的士族文官集团（及其附庸势力）的包围、渗透、操控下，日益衰微，沦为象征和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