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正值秋冬换季之际，甲型流感于全国各地肆虐，不少朋友都不幸“中招”。不过，众人对此大多已习以为常，毕竟每年换季之时，甲流总会如约而至。

然而，回溯历史，一战期间爆发的甲型流感却犹如一场恐怖的灾难，无情地夺走了五千万至一亿人的生命。这场流感于1918年8月至12月期间爆发，彼时一战正步入最后的阶段。要知道，1918年一战时期，全球总人口约为17亿，而这场流感所吞噬的生命，竟占全球总人口的3% - 6%。

一战这种人类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可以被称作是人类文明的灾难了，总共掠夺一千六百万生命（其中一千万士兵，六百万平民）。

一战中最著名的战役，莫过于战况惨烈的凡尔登绞肉机，德法双方参战士兵人数达239万人，从1916年2月21日至12月18日，德法进行10个月漫长的拉锯战，总计阵亡人数30万人。

与残酷的一战相比，西班牙大流感似乎更加具有毁灭性，这很反直觉，因为流感似乎不应该具有如此高的致死率，而且病毒的流行性与致死性应该成反比的，为什么西班牙流感会导致至少六千万人死亡？

这其实是多方面的原因，我们来复盘一下，这场灾难的历史。

这次流感的病原体是甲型流感病毒 H1N1，首先，西班牙流感并非起源于西班牙，只是1918年流感爆发时，一战的参战国英法德等国家实行新闻管制，封锁消息稳定军心。

而西班牙作为一战的中立国家，没有卷入战争漩涡，国内报道了这次流感，当时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感染的消息也被如实报道；因此历史上这场灾难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西班牙真是老实人躺枪）

目前，学界较为公认的感染源头，乃是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1918 年 3 月 4 日，该军营首次记载了大规模感染的情况。此后，这些士兵开赴欧洲参与战事，将流感一并带到了那片土地。

1918年3月至7月期间，病毒的致死率为0.1%。其感染症状与普通流感并无二致，多数患者在感染两天后便会出现发热症状，继而历经为期一周的头晕、恶心、发冷、疼痛等不适，而后得以痊愈。然而，这一时期该病毒的感染率却居高不下。

病毒随着士兵的军事行动而扩散，以迅猛之势传播至欧洲、亚洲和非洲。6月，欧洲和美洲的患病人数出现下降态势，人们便错误地认为此次流感已然终结，故而并未实施大规模的管控举措。

自1918年8月起，病毒发生变异，其致命性与传染性均显著增强。然而，从进化论的视角审视，病毒的致命性与传播性呈反比关系，此现象不难理解。其一，若病毒致命性过高，会迅速致使宿主死亡，从而减少其传播机会；其二，传染性强但致命性低的病毒，更易于在人群中长期存续。

1918年8月-12月，病毒的全球感染率达到25%-30%，约5亿人感染的同时，死亡人数达到惊人的五千万以上，而普通流感的致死率仅为0.1%。

这着实有悖于直觉，为何西班牙大流感如此特殊，能兼具高致命性与强传播性这两种特性呢？致死率与传播率双双居高不下这一悖论的出现，是以下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一，1918年8月，病毒发生了致命突变。HA蛋白的Q226L单点突变，使病毒得以突破上呼吸道屏障，直接侵袭肺泡，进而引发致命性肺炎。聚合酶复合体（PB1、PB2、PA）的特殊组合，则大幅提升了病毒的复制效率，使其能够在宿主体内迅速增殖。这些变异相互协同，形成了极具致命性的组合。

其二，超高致死率的另一缘由是人体免疫反应过度。病毒感染激活免疫系统，促使其产生大量细胞因子，形成了所谓的“细胞因子风暴”。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是免疫系统在遭遇病原体（如病毒、细菌等）感染时，触发的一种过度且失控的免疫反应。简而言之，就是免疫系统“杀红了眼”，不仅对病原体发起攻击，还不分敌我地疯狂攻击自身正常的组织器官，最终导致多器官衰竭，甚至死亡。

年轻且健康者的免疫功能越是强大，其免疫反应就越是剧烈，这反而会致使肺部组织被自身免疫细胞破坏。这便解释了为何21 - 30岁的青壮年群体死亡率最高，从而形成了罕见的“W型死亡曲线”（即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人的死亡率均处于高位）。儿童与老年人是由于免疫系统过于孱弱，而青壮年则是因为免疫系统过于强劲。

除西班牙大流感外，新冠重症、埃博拉等烈性传染病呈现高致死率的核心原因同样是触发了细胞因子风暴。

再者，一战的战争环境为病毒传播搭建了温床。数百万士兵密集接触，并且随着军事行动的开展，病毒被带往世界各个角落。与此同时，战争过度消耗了医疗资源，使得病患的病情难以得到有效缓解。彼时的世界已历经第二次工业革命，轮船、火车能够轻而易举地将病毒输送至其他国家。

其四，感染者在出现重症症状之前便能够实现病毒传播。当感染者显现出发绀、呼吸困难等致命症状时，大多已完成了有效的病毒传播过程。

其五，此次感染的H1N1病毒属于全新亚型，几乎全人类对其都不具备免疫力。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当地人口流动极少，面对从外部传入的病毒，更是毫无抵御能力。

在阿拉斯加，因纽特人部落出现大量死亡的情况，许多村庄甚至“一村一村地死绝”。在太平洋的孤岛地区，如萨摩亚、斐济等岛屿，死亡率高得惊人，部分地区高达25%。感染病人的重症表现为高烧、头痛、肌肉痛、咳嗽，病情会迅速发展为发绀和肺水肿。

西班牙大流感自1919年起，至1920年期间，病毒致死率持续下降，到1920年4月，疫情完全消散。病毒的消失，难道是因为人类发明了特效药，从而战胜了病毒吗？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1920年时，人类的医疗水平尚不足以攻克这一难题。实际上，直到1933年，英国科学家才首次成功分离出甲型流感病毒（H1N1）。

在此之前，人类对感染源一无所知。1918年时，主流观点仍坚信流感是“细菌感染”所致，例如“Pfeiffer杆菌”就曾被认定为元凶，然而后来证实并非如此。连“敌人”的真面目都未明晰，自然难以有的放矢地研发药物。彼时，抗生素（如青霉素）尚未诞生（1928年弗莱明才发现青霉素，直至20世纪40年代才应用于临床），故而无法有效治疗流感引发的继发性细菌感染（如肺炎，这是当时的主要死因之一）。

因此，西班牙大流感的终结，是病毒进化、人类群体免疫形成、社会防控经验积累以及环境条件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谓病毒进化，是指病毒从致命毒株逐渐演化为温和毒株。自此，甲型流感与人类开始了长期共存，它融入了人类流感病毒库，成为了普通流感的一员。而人类群体免疫的形成，是在超过五亿人的感染人群中，幸存者产生了特异性免疫。剩余未感染的群体接触到的是进化后的温和毒株，即便病毒继续传播，也难以引发大规模爆发。但这一成果是数千万人付出生命换来的，代价之惨重，令人痛心疾首。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各类医疗资源与政府资源得以重新整合，形成了有效的隔离措施和对病患的悉心护理，从而降低了病毒的传播速度。战争结束后，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停止，人口流动大幅减少，这在客观上缩小了病毒的传播范围。

直至1920年4月，西班牙流感终于画上了句号，然而人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18 - 1920年的西班牙流感，总共波及全球50多个主权国家以及数不清的殖民地、领地和偏远地区，覆盖了当时世界上95%以上有人居住的区域，堪称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疫情。此次疫情证明，在传染病面前，国界形同虚设，它推动了后世国际卫生合作机制的建立。

2020年，当人类再次面临全球性疫情时，我们所交出的答卷，各位是否满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