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暮春的东京，上野公园的樱花正落得细碎。二十出头的郭沫若穿着洗得发白的学生服，手里攥着一封从四川乐山寄来的家书，信纸边缘被反复折叠磨出了毛边，上面有弟弟歪歪扭扭的字迹：“哥，今年春汛大，咱家两亩水田淹了，娘夜里总起来看天。”风裹着樱花瓣贴在他的袖口，他抬手去拂，指腹却蹭到了信纸上火烫的墨迹——那是母亲补写的一句“勿念家，先把书念好”。他望着远处东京塔模糊的轮廓，喉结动了动，把家书塞进怀里贴紧胸口，像是要接住千里之外母亲的叹息。身后传来留学生们讨论“实业救国”的声音，他却忽然觉得，这满树樱花再美，也盖不住心里那点空落落的慌。

1914年秋，郭沫若踏进东京帝国大学医科的课堂，书包里除了医学课本，还塞着一本手抄的《离骚》。彼时的中国，刚从辛亥革命的浪潮里缓过神，又陷在军阀混战的泥沼里，无数青年像他一样漂洋过海，想把“救国”的希望缝进知识里。他选医学，是因为在乐山老家时，见过太多乡亲因为没钱治病眼睁睁熬死，可第一堂解剖课上，当冰冷的手术刀划开标本时，他却突然想起母亲说的“救人先救心”。夜里他住在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墙上贴满了用毛笔写的诗句，煤油灯的光把那些字迹映在墙上，像跳动的火苗。有次背书到深夜，他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墙皮上的裂纹，忽然在日记本上写下：“医人，能治皮肉之痛；医国，要醒千万人之心——这刀，或许该换种用法。”后来他在《我的学生时代》里回忆这段日子，说“那些夜里的煤油灯，烧的不是煤油，是心里没处放的劲儿”。

1919年五月，五四运动的消息顺着海底电缆传到东京时，郭沫若正在出租屋里改诗。窗外的蝉鸣聒噪得厉害，他手里的钢笔突然顿住——报纸上“还我青岛”的黑体字像针一样扎眼睛。那天夜里，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桌上摊着几张写满诗句的纸，钢笔没水了就换蘸水笔，墨水溅在稿纸上，晕开一个个深色的圈。他写凤凰自焚，写群鸟乱舞，写“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写到激动处，拳头砸在桌角，震得墨水瓶晃了晃。天快亮时，他终于写完《凤凰涅槃》的最后一句，推开窗，看见楼下几个中国留学生举着“废除二十一条”的标语在游行，他们的嗓子已经喊哑了，却还在一遍遍地喊。郭沫若摸着稿纸上未干的墨迹，忽然觉得这些文字不是写出来的，是从心里“烧”出来的——“这诗该像火把，能照亮那些黑沉沉的夜”。

1921年夏天，上海泰东图书局的编辑把一本样书递到郭沫若手里时，他正坐在弄堂口的石阶上吃包子。书的封面是暗红色的，印着“女神”两个字，扉页上有编辑的铅笔批注：“此作当惊世，只是怕读者受不住这股烈劲儿。”他捏着书脊，指尖蹭过粗糙的纸页，突然想起在日本没钱买稿纸的日子，常把商店包东西的牛皮纸裁开写字，那些纸页上还沾着酱油或糖霜的痕迹。有个学生后来写信给他，说“读《女神》时，感觉心里有团火被点着了，想站起来做点什么”，他把信压在书桌玻璃下，旁边放着那支写《凤凰涅槃》时用的蘸水笔，笔杆上还留着他当年咬过的牙印。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本诗集会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里程碑，就像他不知道，自己后来会从“写诗的人”，变成“挖历史的人”。

1926年的春天，广州的木棉花正开得热烈。郭沫若穿着国民革命军的制服，坐在颠簸的军车上，手里拿着一张没写完的宣传稿。这一年他放弃了日本的学业回国，担任北伐军政治部秘书长，周恩来笑着拍他的肩膀：“鼎堂（郭沫若字），你的笔可比枪杆子厉害。”行军路上遇到大雨，他把油纸伞偏向怀里的文稿，自己的肩膀被淋得透湿，文稿上的字迹却一点没花。到了宿营地，他坐在篝火边烘干文稿，纸页被烤得皱巴巴的，像波浪一样卷起来。他摸着那些皱痕对身边的士兵说：“这皱痕就是咱们走的路，看着难，一步步踩平了，就通了。”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以前写诗歌是为了唤醒人，现在写宣传稿，是为了让士兵们知道，咱们为什么而战——为了那些还没见过春天的孩子，为了那些被欺负的乡亲。”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上海的空气里飘着血腥味。郭沫若躲在法租界的一间小阁楼里，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甲骨文合集》，旁边是半碗凉透的粥。有天夜里，郑振铎来看他，劝他“先避避风头，别再碰这些‘敏感’的东西”，他却指着甲骨上的刻痕说：“你看这字，是三千年前商王刻的，那时候的人也经历过战乱，也盼着太平。我从这些骨头里找的不是字，是咱们中国人的根——根还在，就不怕倒。”他用放大镜一点点看甲骨上的裂纹，手指轻轻蹭过那些古老的刻痕，像是在跟千年前的人对话。阁楼的窗户很小，月光照进来，在桌上投下一块方方正正的亮，他就借着这点光，把甲骨上的字一个个抄在本子上，本子的封皮上写着“守正”两个字，是他用毛笔写的，笔锋很劲。

1937年深秋的重庆，防空警报又响了。郭沫若抱着一摞《屈原》的手稿，跟着人群往防空洞跑，跑的时候还在默念台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洞里很暗，有人递给他一支蜡烛，他就坐在冰冷的石头上，膝盖当桌子，继续改稿。铅笔头断了，他就用牙咬尖，墨水不够了，就蘸点自己的唾沫——那时候重庆的物资紧，连墨水都是稀罕物。《屈原》演出那天，台下坐满了流亡学生和工人，当演员念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时，观众们突然鼓起掌来，掌声震得戏台的幕布都晃了晃。郭沫若站在后台，看着台上的灯光，眼眶却有点热——他忽然担心，“这戏里的火，能不能真的烧到外面的黑暗里去？”

1950年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探方边挤满了考古队员。已经五十多岁的郭沫若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把小刷子，正一点点清理一块甲骨上的泥土。他没戴手套，指甲缝里全是黄褐色的土，队员递给他一块湿巾，他摆手说：“戴着手套没感觉，摸不到老祖宗的温度。”太阳快落山时，有个年轻队员喊：“郭老，您看这个！”他跑过去，看见探方里躺着一块巴掌大的甲骨，上面刻着几个清晰的字——“王亥”。那是商王的名字，是甲骨文里最早记载的商王之一。他蹲下来，用放大镜仔细看，声音都有点发颤：“找着了，咱们找到实证了！这不是传说，是真真切切的历史！”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探方里，和那些三千年前的甲骨叠在一起，像一场跨越时空的握手。

后来有人问郭沫若，这辈子最骄傲的是什么？他没说《女神》的轰动，也没说考古的突破，只说“我没辜负那些日子——樱花树下想家的日子，防空洞里写戏的日子，探方边刷泥土的日子”。现在去中国国家博物馆，还能看到他当年用的那支蘸水笔，笔杆上有他咬过的痕迹，墨水早已干涸，却像还藏着当年的温度；还有他改《屈原》时的手稿，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涂改，有一处甚至被眼泪洇得模糊——那是写“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时，他想起了重庆防空洞里挨饿的孩子。如今的年轻人去安阳殷墟参观，站在玻璃展柜前看那些甲骨时，或许会想起有个老人，曾用一辈子的时间，把诗的火、史的根，种进了华夏的土壤里。就像他当年说的：“咱们中国人的根，不在书里，不在嘴里，在那些能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里——是甲骨上的字，是诗里的火，是心里的那点不服输的劲儿。”这股劲儿，从樱花树下传到甲骨旁，从过去传到现在，还会接着传下去，像一场永远不会熄灭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