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67年深秋，一支蒙古铁骑越过宋蒙边境，如闪电般直扑汉江中游的一座城池。率军的是投靠蒙古的南宋叛将刘整，他向忽必烈提出了一条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建议：“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阳。撤其捍蔽，直趋临安。”
当蒙古军队在襄阳城下扎营时，没有人会想到，这场围攻将持续近六年之久。更令人费解的是，就在襄阳东北方向不到二百里处，还有一座号称“南都”的古城南阳，为何南宋与蒙古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忽略了这座同样重要的城市？
要理解襄阳的战略地位，我们首先要看清中国历史上的南北对峙格局。摊开地图，在中国东部平原地区，从华北南下江南有四条主要通道：
第一条是东部沿海通道，从徐州经扬州渡江至苏州、杭州；第二条是中路淮西通道，自合肥至芜湖进入太湖流域；第三条是淮西走廊，经信阳、孝感至武昌；第四条就是汉水通道，从南阳盆地经襄阳、宜城抵达江汉平原。
而襄阳，恰恰扼守着第四条通道的咽喉。
南宋时期，黄河以北已尽归金朝，后来是蒙古。作为防守方，南宋的防线分为东、中、西三段：东线依赖淮河-长江双重防线；中线依靠荆襄地区的汉水防线；西线则倚仗四川的山地关隘。
在这三条防线中，襄阳所处的中线实际上是整个防御体系的枢纽。从这里向北，可经南阳盆地直指中原；向南，可顺汉水直达江汉平原，威胁长江中游；向西，可通过汉水上游连接关中；向东，则能沿随枣走廊威胁淮西。
襄阳就像是南北对峙棋盘上的“棋眼”，一旦失守，整个南方防线的中部就将崩塌。
相比之下，南阳虽然也是重要城市，但在南宋时期已失去了作为战略支点的条件。为什么呢？
南阳历史悠久，东汉时期曾作为光武帝刘秀的起家之地而被尊为“南都”。这座城市坐落于南阳盆地中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自古便是人口稠密的经济区。
但在南宋时期，南阳却面临一个致命缺陷——它离边境太近了。
南宋与金朝、蒙古的边界大致沿秦岭-淮河一线分布，而南阳就位于这条边界线的北侧。在和平时期，这里或许是南北贸易的枢纽；但在战争状态下，这座缺乏天然屏障的城市极易受到攻击。
事实上，早在南宋初年，南阳就已在宋金之间多次易手。1134年，岳飞曾率军收复襄阳，并一度北上威胁南阳，但最终因后勤不继而被迫撤退。到了南宋中期，随着金朝对中原控制加强，南阳已完全成为金朝领土。
一个远离己方控制区的城市，自然不可能成为防御核心。
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地形。南阳虽然地处盆地，但周边地形相对平坦，除北面的伏牛山外，缺乏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这种地形上，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很难抵挡北方骑兵的冲击。
相比之下，襄阳的地形优势就明显得多。
襄阳的地理位置堪称完美。它坐落于汉江中游，南岸是襄阳城，北岸是樊城，两城隔江相望，互为犄角。这种双城结构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极为罕见，也为防御方提供了极大的弹性。
襄阳城西有荆山山脉，东南有大洪山，汉水从两山之间的缺口穿流而过，形成了一条天然通道。而襄阳城就扼守在这条通道的出口处，真正做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更重要的是，襄阳还拥有发达的水系。汉江及其支流在襄阳周边形成了一张密集的水网，这不仅为城市提供了水源和运输通道，还构成了一道道天然的防御屏障。对擅长水战的南宋军队而言，这种地形无疑是发挥优势的理想场所。
南宋名将李曾伯曾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襄之为郡，虽非遐僻，而实据江汉之上游，接关河之要害。山川环峙，人烟辐辏，为舟车之会。”
这段话精准概括了襄阳的价值：它不仅是一座军事要塞，更是一个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能够长期支撑大量驻军的后勤需求。
事实上，在整个南宋时期，襄阳的军事地位一直在不断提升。1235年，蒙古军队首次大规模南侵时，襄阳城曾被攻破，但蒙古军因不适应南方气候而很快北撤。1239年，南宋名将孟珙收复襄阳后，开始系统地加强城防，将其建设为对抗北方的核心堡垒。
到蒙古第二次大规模南侵时，襄阳已发展成为一座囤积了足够十年使用的粮草、拥有数十万军民的超级要塞。
让我们把视线转回1267年开始的襄阳围攻战。
这场战役的两位主角都非等闲之辈。攻城方是投靠蒙古的南宋叛将刘整，他深知南宋防御体系的软肋；守城方是南宋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及其弟吕文焕，他们经营襄阳多年，城防坚固，士气高昂。
刘整很清楚，强攻襄阳这样的坚城几乎不可能成功。于是他向忽必烈提出了一个长期围困的策略：不在急于攻城，而是在襄阳周边修筑堡垒，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使其成为一座孤城。
蒙古军队在刘整的指挥下，先后在襄阳东北的白河口、东南的万山等地修筑堡垒，并建立水军，逐步切断了襄阳的粮道和外援。这一战术非常成功，到1269年，襄阳的对外联系已基本被切断。
南宋朝廷当然明白襄阳的重要性，多次组织援军试图解围。1270年，南宋派名将张世杰率十万大军救援襄阳，在襄阳东南的磨洪滩与蒙古军激战，却惨败而归。1271年，又一支援军在范文虎率领下前往救援，同样遭遇失败。
这两次救援的失败，彻底断绝了襄阳守军的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在六年围城期间，襄阳守军并非被动挨打。他们多次主动出击，试图打破蒙古军的包围。1271年，吕文焕曾率军出城攻击蒙古军的万山堡，虽取得小胜，却无法扭转战局。
到1272年，襄阳城内已是弹尽粮绝。守军甚至不得不拆毁房屋获取木材，以制作守城器械。此时，两名民间义士——张顺、张贵率领三千民兵，乘船突破蒙古军的水上封锁，为城内送去了急需的物资。
这支民间义军的英勇行为，成为襄阳围城战中最为悲壮的一幕。张顺在战斗中牺牲，数日后他的尸体被找到，仍然全副武装，面色如生。张贵则在后来的一次出击中被俘，不屈而死。
1273年初，蒙古军调来了从西亚俘虏的回回炮手，制造了当时最先进的投石机。这种巨型投石机能将上百斤的石块抛出数百米远，对襄阳城防造成了毁灭性打击。樊城首先被攻破，蒙古军进行了残忍的屠城。
面对樊城的命运和已经坚守近六年的现实，1273年3月，吕文焕最终开城投降。襄阳的陷落，意味着南宋中部防线的崩溃。仅仅三年后，1276年，蒙古军攻占临安，南宋基本灭亡。
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为什么古人选择守襄阳而不守南阳？
从军事地理角度看，南阳属于进攻型城市，而襄阳属于防御型城市。南阳地处平原，四通八达，适合作为进攻的出发基地；襄阳则依山傍水，易守难攻，是理想的防御要塞。
对南宋这样一个偏安南方的政权而言，自然更看重城市的防御属性。事实上，南宋的整个国防思想都是以防御为核心，依靠山河之险弥补骑兵不足的短板。
从防御体系来看，南阳是前沿据点，而襄阳是防御枢纽。南阳就像是一只伸出去拳头，虽然有力但易受攻击；襄阳则是胸口盾牌，能保护整个躯干的安全。
在南宋的防御体系中，襄阳承担着三重使命：阻止敌军顺汉江南下、掩护长江中游安全、策应西部四川战区。这三项任务中的任何一项，都关乎整个防线的存亡。
从后勤保障来看，襄阳依托汉江水系和江汉平原，能够获得持续的后勤补给；而南阳则需要穿越陆地运输线，在战时常有被切断之虞。
还有一个常被忽视但却至关重要的因素：民心向背。
襄阳及周边地区自南宋初年就已纳入版图，经过一百多年的经营，当地居民对南宋政权有较强的认同感。而南阳长期处于北方政权控制下，民众对南宋的归属感相对较弱。在冷兵器时代，守城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民的抵抗意志，没有民众的支持，再坚固的城池也难以久守。
襄阳之战已经过去七百多年，但它留给后人的思考却远未过时。
第一，战略要地的价值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技术、战术和国际环境的变化，某个地区的战略价值也会发生改变。襄阳在南宋时期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汉唐和之后的明清。
第二，再坚固的防线也需主动出击。襄阳之战中，南宋军队一味固守待援，未能有效打破蒙古军的包围。在现代战争中，纯粹被动防御很难取得胜利。
第三，内部团结与外部援助同等重要。襄阳能够坚守六年，离不开城内军民的同心协力和外部援军的不断尝试。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可能导致防线的崩溃。
值得一提的是，襄阳的失守并非某个将领或某次战役的失败，而是南宋整体国力衰退的必然结果。当一个政权腐朽到一定程度时，即便拥有地利，也难以挽回覆亡的命运。
当我们今天回望这段历史，不禁会想：如果南宋能够更早加强襄阳防务，如果援军能更有效地突破包围，如果朝廷能更坚决地支持守城将士，历史是否会有所不同？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只有经验和教训。襄阳的故事告诉我们，地理优势固然重要，但人的因素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暂时的安全值得珍惜，但居安思危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在南宋灭亡七百多年后的今天，襄阳古城依然矗立在汉江之畔，默默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它曾经的辉煌与悲壮，已融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提醒着后人：和平来之不易，唯有自强不息，方能屹立不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