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11月22日（农历十月十一）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天津来了个盛字营统领叫卫汝贵的，送来十六石半大米，不认识此人素无交往，没有收（平生未识也，函却之）。

四年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奉李鸿章电令，已届花甲之年的卫汝贵，亲率四营盛军，到达平壤设防。

当时在北洋系红得发紫的盛宣怀，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弟弟盛星怀，天天想着上战场杀敌立功，“穿黄马褂，做大官”，他借哥哥名头，在卫汝贵军中谋得一个职位，然后不顾家里人劝阻，偷偷溜上前往朝鲜的运兵船。

既成事实，盛宣怀只好一再致信卫汝贵，请他多加照应

卫汝贵如获至宝，因为可以由此搭上盛宣怀，照顾得自然十分妥贴，他在一封给盛宣怀的信中提到，将这位“三大人”安排在营务处，并拨给护勇五十名。

但三大人立功的心情十分急切，竟然自己招募了一小队兵马要上前线，卫汝贵哪里担得起这么大的责任，极力劝阻。

估计把三大人劝烦了，盛星怀经常给哥哥写信，打卫汝贵的小报告，大都是歪曲事实，无中生有。

甲午之战很快就有了结果，陆战败得尤其彻底、干脆、令人意外。

帝党言官们像打了鸡血，感觉那唾沫星子都能把日本的军舰给淹了。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李鸿章，有人评中日甲午战是以北洋一隅而敌日本一国，等着看李鸿章笑话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李鸿章所有实职被一撸到底，只剩一个大学士虚衔，在贤良寺胆战心惊地蹲了好几年，感觉脖子后老有一把刀悬着，凉嗖嗖的。

卫汝贵就惨了。

进入平壤的四支队伍中，卫汝贵的盛军是李鸿章的嫡系，人数也多，有七千多人，是清流言官们重点关注的对象。

在战前，就有卫汝贵盛军军纪不严的传闻，李鸿章曾去电严辞斥责卫汝贵。

而李鸿章消息的来源就是盛宣怀，至于其中多少是来自三大人的小报告，就不得而知了。

这就是卫汝贵自以为巴结上了的官场靠山，可见他对官场上的门道几乎是一窍不通，有人对其“性朴诚、憨直”的评价，可说是恰如其分。

根据卫汝贵后来的自辩，当时入朝的四支队伍中，还有一支丰升阿的奉天练字盛军，也被称为“盛军”。

而这位丰都统，据叶志超给李鸿章的报告中说，“为人长厚，所部各营，骚扰百姓异常”。

上海的《申报》有一涉及卫汝贵盛军的报道，据报纸派驻营口访事人（记者）来函说，盛字营五千人抵营口登陆，“秋毫无犯，洵不愧为节制之师”。

但盛军军纪败坏经过反复口传，已引起言官的注意，这些大嘴巴可算找到打击李鸿章的突破口，除了军纪问题，又加入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恶行，比如克扣军饷将八万两寄回家、花三万两向李鸿章儿子行贿买官、平壤战中率军先逃、恣意冶游寻欢等等。

就连撤退时死于流弹的三大人盛星怀，也被说成是因为弹压军纪败坏的盛军兵勇而被杀死的。

据后来奉命做调查的宋庆的报告，除了在向平壤进军时，卫汝贵督军行进太急切，后路押运车辆的兵勇，由于缺乏管束，难免有沿途骚扰的情形，其它各事，皆属子虚乌有。

在平壤撤退时，卫汝贵与其它各军一起奉命撤退，并不是先逃，并且临战时，卫汝贵“持刀于枪林弹雨中，往来督战”。

但这个时候，事实已经不重要了。

甲午战败，举国哗然。

总得有人担责。

卫汝贵恰几乎具备了“替罪羊”的所有特征：

1）     在舆论场已被炒热，有知名度，最适宜用来平息几乎要掀翻紫禁城的来自朝野的愤怒。

2）     没有强力庇护，他只是一个来自安徽农家，凭军功一步步升上来的“老羊”，本身又性情憨直，朝中无人，从他与盛宣怀、及翁同龢的互动中不难看出，其经营上层关系的笨拙与低能。而老上司李鸿章，自身尚且难保，已不可能再为他提供什么庇护。

3）     不擅长处理同事及部属之间的关系，除了盛星怀外，很多关于卫汝贵的谣言的源头，都来自身边的同仁或是部属。说简单点儿，就是“不会来事”。

1895年1月16日（农历十二月廿一）傍晚时分，卫汝贵被押赴菜市口。此地往东北方向十余里，就是帝师翁同龢位于东四二条的住所，在头次送大米被拒后，翁同龢在日记里提到，第二年、第三年又收到这位淮军军官寄送的礼物，还是大米，都是在初冬时节。

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有来自天津小站的上千斤大米，给翁师傅徒增烦恼了。

临刑前，满头白发的卫汝贵高声痛骂，大呼冤枉。

系统性的溃烂，远非区区一只“羊”的血所能遮掩的，十六年后，大清终于流干了忠诚者的血，走向无可挽回的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