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不会沉默，即使埋藏再深。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当全世界都在追捕纳粹战犯时，一支被称为“731部队”的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成员却悄然逃脱了审判。这些曾经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体实验、制造细菌武器的医学精英，没有站上东京审判的法庭，反而以“被尊敬的市民”身份在日本社会继续生活。

为什么这些犯下反人类罪行的战犯能够免于惩罚？日本记者西里扶甬子在《在刺刀和藩篱下日本731部队的秘密》中揭示了令人震惊的真相：美国为了获取731部队的研究数据，与其进行了秘密交易。

1932年，日本陆军在哈尔滨建立了731部队的前身——东乡部队。这支部队伪装成防疫给水部队，实际上却在研发细菌武器。

据书中记载，731部队用活人进行实验，他们将被实验者称为“马鲁他”（maruta，原意为“圆木”）。这些人大多数是抗日战士、战俘、苏联红军和朝鲜平民，甚至还有女性和未成年人。

“被实验者被剥夺了姓名，全部用3位数的数字所代替。”西里扶甬子在书中写道。731部队不仅进行细菌实验，还与516毒气部队合作，进行毒气人体试验。

1942年4月，两支部队在海拉尔进行了联合演习，在3天内使用了近100名“马鲁他”。他们将人关进特制的碉堡中，投入窒息性毒气溶液，直到被实验者死亡，然后进行解剖，记录各脏器的变化。

日本战败后，731部队匆忙销毁证据。部队长石井四郎下令炸毁哈尔滨平房区的总部设施，并命令队员“将秘密带进坟墓”。

然而，美国早已盯上了731部队的研究成果。1945年，美国派出微生物学家默里·桑德斯调查日本细菌战计划。随后几年间，美国又陆续派出多个调查团。

西里扶甬子在书中揭示了交易内幕：“日方向美国提供了3份英译人体实验报告书”，其中包括炭疽菌研究报告。作为交换，美国同意不追究731部队成员的战犯责任。

美国国防部陆军档案局局长约翰·哈切在1986年的听证会上证实：“战后以不追究石井四郎为首的细菌战战犯责任为条件，美国获得了日本在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及细菌战的有关资料。”

书中特别揭示了731部队在奉天（今沈阳）盟军战俘营的活动。1943年2月1日，关东军总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下达命令，派遣731部队30名人员到奉天盟军战俘营，进行所谓“菌检索”。

这些盟军战俘大多来自菲律宾战场，经历了著名的“巴丹死亡行军”。到达奉天时，他们已经极度虚弱。战俘总数1305人中，腹泻患者就有247人。

西里扶甬子根据战俘证言写道：“一队‘白衣人’在半解冻的状态下就进行解剖作业”。战俘们被迫搬运战友的尸体，有些人因此留下了终身心理创伤。

原英军战俘亚瑟·克里斯蒂证实：“这队白衣人到来后，就开始了接连不断的注射，一年的时间竟然注射了16次。”正常情况下，伤寒疫苗应该5-7年注射一次。

更令人震惊的是，731部队的成员战后继续在日本医学界担任要职。部队创建人内藤良一成立了绿十字血液公司，却发生了著名的“艾滋病药害事件”。

由于使用非加热血液制剂，导致日本约1800名血友病患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近500人死亡。书中指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血友病患者简直成了‘战后合法进行的大规模人体试验’”。

曾担任731部队军医的安部英，后来成为帝京大学副校长和厚生省艾滋病研究班班长。他明知非加热血液制剂的危险性，却没有阻止其使用。

2001年3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对安部英作出了无罪判决。这一判决被批评为“如果判处安部有罪的话，那么医学的代表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企业以及国家就都有罪”。

西里扶甬子在书中警告说：“曾为731部队罪恶行为一部分的生化武器炭疽菌，如今已经震撼全美。”

1995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发动沙林毒气袭击。调查发现，该教派大量搜集了731部队的资料进行研究。“奥姆真理教和731部队以及沉迷于使用毒气的陆军指挥部有着极高的相似性。”

作者指出，在对待生物武器问题上，人类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本以为应封存了的邪恶与悲惨，极其简单地冲破封印冲了出来。”

1996年夏天，日本堺市发生0-157大肠杆菌集体食物中毒事件，感染者超过6000人。看到医院里痛苦不堪的孩子们，西里扶甬子不禁想起731部队的所作所为——

他们在水井和河流中倒入伤寒培养液，给饥饿的难民提供掺有细菌的馒头，在中国的城市上空播撒鼠疫菌。

人类从未真正告别生物战的阴影。

那些头骨上钻开的孔、被锯过的痕迹（均发现于东京新宿的731部队旧址）永远提醒着我们：有些罪恶不应被交易，有些真相不应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