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在贺兰山下黄袍加身，建立大白高国，也就是西夏，在随后的89年里，西夏与北宋彻底结下梁子，北宋为什么要和西夏死磕？

首先，北宋对西夏的执着渊源已久，自唐末以来，定难军五州（夏、绥、银、宥、静）始终被中原王朝视为不可分割的领土，宋太宗时期，李继捧献地归附更是强化了这种认知。据《宋史·夏国传》记载，当李继迁叛逃时，北宋上下将西夏视为叛变的割据势力，正是处于这种认知，北宋始终无法以平等姿态对待西夏，即便在庆历和议后，仍坚持要元昊"称臣"而非"称帝"。

因此，北宋上下始终将“平叛”西夏视为大事，针对西夏，北宋采取了极具特色的"堡寨战术"。据《武经总要》记载，范仲淹在陕西路修筑的36座堡寨，构成纵深达200里的防御体系。

这种"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在元丰西征中达到顶峰，宋军通过步步为营的推进，最终在哲宗时期夺取横山地区。北宋对西夏的战争投入堪称倾国之力：陕西四路的驻军常年维持在40万以上，军费开支占国家财政的六成。这种不计成本的军事行动最终差点成功，可惜金国出现了。

1125年，金国迅速崛起，当完颜宗翰的东路军攻破汴京时，正在围攻西夏灵州的西军精锐不得不星夜回援，留下了横山地区未竟的“平叛”战争，正是这个历史性的转折，使得西夏意外获得了喘息之机。

靖康之耻后，赵构建立了南宋，为什么南宋没有选择继续和西夏死磕？

首先，南宋虽然建立，但已失去关陕要地，南宋与西夏之间横亘着金国控制的广袤地域，宋夏直线距离超过1500公里，其间分布着金国22个军事路治所，这种地理隔离，使得任何军事行动都成为天方夜谭。

同时，南宋与西夏的政治身份更是发生了微妙变化，西夏使臣在1141年绍兴和议后赴临安朝贡时，发现南宋皇帝已自降为"宋国主"，此时凡人西夏与南宋同为金国藩属，形成了"臣属的臣属"的尴尬局面。

当西夏使臣于乾道元年（1165年）绕道吐蕃抵达临安时，南宋朝廷的接待规格已与对待大理、高丽无异。曾经激烈的"正统之争"在现实面前悄然消解，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孝宗皇帝在接见西夏使节时，首次使用了"夏主"而非"叛臣"的称呼。据《金史·交聘表》记载，金世宗曾讥讽："南朝（宋）既臣，夏何独异？"这种身份的微妙变化，彻底让宋失去了对夏发动战争的合理借口。

另一方面，南宋的战略选择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建炎南渡后的南宋朝廷，首要任务是确保长江防线的稳固。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统计，1130-1140年间，南宋与金国发生大小战役87次，几乎每月都有战报传入临安，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压力下，西夏问题自然退居次席。

1211年的蒙古入侵，本可能成为宋夏合作的转折点。西夏献宗李德旺曾遣使赴临安，提议"共图恢复"。但此时南宋正深陷开禧北伐的泥沼，这种历史时机的错失，使得联合抗蒙终成泡影。

最终，南宋和西夏都成为了蒙古帝国霸业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