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蔡国强工作室的烟花在海拔 5500 米的雪域山脊绽放成 “祥云升龙” 的刹那，社交媒体上却炸开了一场更猛烈的舆论火药桶。这场号称全程使用 “环保材料” 的艺术表演，为何在短短 48 小时内就从 “视觉盛宴” 沦为 “全民声讨” 的对象？从法律视角深挖便会发现，这场烟花秀点燃的不只是公众的环保焦虑，更撕开了高海拔地区生态保护体系中的三大法律漏洞。今天，我们不妨透过真实到 “扎心” 的司法案例，一步步拆解这场 “炸山式营销” 背后盘根错节的法律困局。
9 月 19 日，某户外品牌携手艺术家在西藏江孜县热龙乡的高山之上，点燃了那组引发争议的 “升龙” 烟花秀。尽管主办方在事前反复强调，已采用生物降解材料制作烟花，还专门实施了 “盐砖诱兽” 等生态保护方案，但现场流出的视频却让这些承诺显得苍白无力：爆破的火光覆盖了整条山脊，火焰甚至贴着地面不断推进；施工区域恰好是生态脆弱的高山草甸地貌；更关键的是，此时正处于高原野生动物 “贴秋膘” 储备过冬能量的关键时期，任何惊扰都可能影响它们的生存。
日喀则市生态环境局曾公开表示，该活动 “手续合规，无需开展环评”，但植物学家的观点却给这份 “合规” 泼了冷水 —— 高原低温缺氧的环境，会让所谓的 “可降解材料” 降解速度大幅延缓，而施工中的爆破行为，更可能斩断多年生高原植物的繁殖链条。这场仅持续 5 分钟的烟花表演，留给这片土地的，或许是需要 50 年时间都难以修复的生态创伤。
二、法律穿透：三大致命违法点1. 环评备案≠免死金牌当地监管部门以 “使用环保材料” 为由，豁免了该烟花秀的环评流程，却刻意忽视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第 46 条的刚性约束 —— 组织或者参加青藏高原旅游、山地户外运动等活动，应当遵守安全规定和文明行为规范，符合区域生态旅游、山地户外运动等管控和规范要求；禁止破坏自然景观和草原植被、猎捕和采集野生动植物。组织或者参加青藏高原旅游、山地户外运动等活动，应当自行带走产生的垃圾或者在指定地点投放；禁止随意倾倒、抛撒生活垃圾。
这让我想起 2022 年杭州千岛湖露营基地的案子。当时某文旅公司在 “非自然保护区” 搭建星空帐篷，虽然提前取得了备案手续，却最终导致 3 公顷草甸出现退化。法院依据《环境保护法》第 29 条，各级人民政府对具有代表性的各种类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区域，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自然分布区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域，具有重大科学文化价值的地质构造、著名溶洞和化石分布区、冰川、火山、温泉等自然遗迹，以及人文遗迹、古树名木，应当采取措施予以保护，严禁破坏。最终判决该企业赔偿生态修复费用 487 万元。主审法官在判决书中的一句话至今发人深省：“在生态敏感区开展经营活动，绝不能用形式上的合规，替代对生态影响的实质审查。”
2. 烟花燃放涉嫌双重违法翻开《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 30 条就能清楚看到，法规明确禁止在草原区域燃放烟花爆竹；而《草原法》第 49 条更是直接将 “在生态脆弱区破坏植被” 列为明令禁止的行为。
2019 年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上的烟花事故，就是惨痛的教训。当时某景区在草原上燃放庆典烟花，不慎引发火灾，过火面积达到 12 公顷。法院最终以 “失火罪 + 破坏草原罪” 对活动总监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 3 年。判决书里特别强调：“草原属于高防火风险区域，在这类区域燃放烟花本身就具有高度危险性，不能用‘传统习俗’作为违法的抗辩理由。”
3. 生态损害可能触发 “刑民双罚”根据《民法典》第 1229 条规定，如果后续监测证实，这场烟花秀造成了高原植被破坏，或是导致野生动物受惊死亡，主办方将面临 “生态修复 + 经济赔偿” 的双重责任。更严重的是，《刑法》第 338 条污染环境罪明确指出，若造成永久性生态损伤，相关责任人可被判处 3 到 7 年有期徒刑。
2021 年青海可可西里越野赛的案子，与此次烟花秀的性质颇为相似。当时某赛事公司为修建赛道，碾压高寒草甸，导致 7.8 公顷植被出现不可逆的退化。检察机关随后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最终该公司被判处罚金 200 万元，实际控制人也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
三、监管迷思：谁在给 “生态破坏” 开绿灯？1. 审批部门的 “签字陷阱”《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第 53条早已划下红线：公职人员若因违规审批造成生态损害，可能面临撤职甚至刑事责任。但现实中，仍有人在审批环节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023 年云南梅里雪山观景台事件就是典型案例。当地一位环保局科长违规审批了一个悬崖酒店项目，项目建设过程中直接导致一片珍稀植物群落消失。法院最终以 “环境监管失职罪” 判处该科长有期徒刑 2 年，这起案件也成为全国首例 “环评审批入刑” 的案例，给所有监管人员敲响了警钟。
2. 环保材料的 “法律幻觉”此次烟花秀的主办方，自始至终都在强调使用 “可降解烟花”，试图以此证明活动的环保性。但《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16 条早已明确规定：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以下统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2020 年南极科考船燃油泄漏案，就打破了 “环保材料 = 零风险” 的幻想。当时某国科考队使用的是号称 “可生物降解” 的燃油，却仍在泄漏后造成了企鹅栖息地污染。国际法庭最终判决该科考队赔偿 1.2 亿美元，裁决书中的观点值得深思，像极地、高原这类特殊环境，任何人为介入都必须采取最严格的预防措施，不能仅凭‘环保材料’的标签就降低风险防控标准。
四、司法风向：最高法生态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启示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2024 年度生态保护典型案例中，我们能清晰看到司法层面对于生态保护的态度正在不断强化：
首先是 “生态修复优先” 原则。在 2023 年秦岭别墅拆除案中，法院没有简单地判决开发商缴纳罚款，而是创新地要求开发商先完成别墅区域的植被恢复工作，再履行罚款义务，确保生态损害能得到实质性弥补。
其次是 “穿透式审查” 标准。2024 年海南珊瑚礁摄影基地案中，开发商虽能提供完整的审批手续，但法官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基地建设实质破坏了珊瑚礁生态。最终法院推翻了 “形式合规” 的抗辩，判决开发商拆除基地并修复珊瑚礁。
最后是 “终身追责” 机制。在祁连山矿场破坏案中，一位已经退休 5 年的原国土局局长，因当年违规审批矿场项目，仍被追究了生态损害赔偿责任，这也意味着 “退休” 不再是违规审批的 “避风港”。
五、灵魂拷问：艺术自由与生态红线如何平衡？当蔡国强在烟花绽放时高呼 “漂亮死了”，沉浸在艺术创作的喜悦中时，法律人更需要保持清醒 —— 这场艺术表演的背后，还有太多法律问题待解。
这场耗资千万的喜马拉雅烟花秀，或许会成为中国生态法治进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让我们看到，当商业资本裹挟着艺术理想，试图冲击生态保护红线时，法律必须亮出 “牙齿”，守住底线。正如北京高院某环保合议庭法官所说：“在生态保护的审判席上，没有‘行为艺术’的特殊豁免，只有对‘生态正义’的坚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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