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荣耀》谷正文结局，晚年家中装防弹玻璃，卧室养十几条狼狗，死前遗言很可笑......

2007年1月25日，曾有“活阎王”之称的国民党前保密局退役少将谷正文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时年97岁。

多年后的今日，随着《沉默的荣耀》热播，这位在剧中作为 “吴石案”关键反派的人物，再度走进公众视野。

剧他总是身着笔挺西装，每一次策划行动都滴水不漏：为侦破 “吴石案”，他伪装成进步人士接近相关人员，用温和的语气套取信息，转身却在暗室里制定严密的抓捕计划；面对被捕的革命者，他不亲自动手施刑，却会用冰冷的话语瓦解对方心理防线，看着下属动用酷刑时，脸上始终挂着毫无温度的浅笑。

剧集里的他已足够令人胆寒，而历史上的他远比荧幕形象更残酷、更虚伪。

谷正文生前，他先后出版了《乱世蛇神：谷正文特务工作档案》、《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以及《北平时期的国共情报斗争》、《中共台湾省工委覆灭记——蔡孝乾、吴石系列潜匪案侦破始末》等口述。

《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一书，由台湾著名作家李敖为之作序，揭秘了一些国民党特务活动的内幕。

在自序之中，谷正文自夸：近年台湾出版的回忆录很多，陈立夫的回忆录最假最坏，谷正文的最真最好。

实际情况是，谷正文为了维护自身反动立场并满足自我吹嘘，掩盖真相、张冠李戴，文中不少表述严重失实。

就比如正文之中的第一句话：在民国二十四年这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我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身份加入了戴笠的军统局。

这八个字，在任何时代都分量十足，往外一亮，那就是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国家栋梁的代名词。

然而北京大学的档案馆把1932年到1935年的新生名册翻了个底朝天，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找，别说“谷正文”，就连他的本名“郭同震”，也是查无此人。而且从山西汾阳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中，也没有和他的情况相吻合的。

事实是，1935年一二・九运动进入后期阶段，在北京大学所处的沙滩区域，一批青年自发组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一支分队，谷正文担任该分队的大队长。因这支队伍的成员并非北京大学学生，故而众人戏称谷正文为“杂牌大队长”，“杂牌”这个称呼也自此成了他的外号。

所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只是他无数谎言中，精心打造的第一块基石。

有人看完谷正文的回忆录后感慨:“遍查全书，找不到一丝的忏悔之词，可以说是真正的怙恶不悛，全然是一个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浮士德。”

谷正文的上司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也曾对他说:“你比我还狠！”

“活阎王”谷正文，到底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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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谷正文回忆录追中自己的说法，1931年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一个节点，这一年，他成功“考入北京大学”，满心抱着潜心治学、钻研学问的志向，渴望在校园里实现自己的学术追求。

然而，这样平静的求学计划很快就被时代的浪潮打破。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陡然加剧，那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不仅道出了当时无数爱国青年的心声，也触动了谷正文。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再也无法安心埋首于书本之间，原本专注于学问的心思被强烈的家国情怀取代，转而积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

对于这段经历，谷正文在后来的回忆中还提到，在投身爱国运动的过程里，他曾一度担任过“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参与到当时的学生运动组织工作中。

抗日战争初期，谷正文曾担任八路军115师某大队的大队长。然而，在一次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他不幸失手被敌人擒获，此后选择改变立场，成为“军统局”华北区的一名特工。

不过，关于自己与“军统”的关联，谷正文在《北平时期的国共情报斗争》一书中有着不同的说法。他提及，其实早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期间，也就是1935年，他就已经加入了“军统”。当时，戴笠会每月指派一人与他进行联络，维持着秘密的工作关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局势愈发动荡，谷正文与北平地区的20多名流亡学生一同前往济南，并在此组建了“山东政府教育厅演剧队”。

这支队伍当时受中共北方局领导。而这段剧团经历，在北平学生移动剧团1938年的团体日记中也有佐证，日记里记载，这位原名“郭同震”（谷正文原名）的青年，不仅参与话剧演出、演唱梆子，还为招募演员四处奔波，和张瑞芳等人一道为抗日事业奔走忙碌。

在“演剧团”同志们的眼中，这个叫郭同震的年轻人简直就是完美的革命战友。

他个子高大，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劲儿，性格爽朗，能说会道。尤其是在排演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时，他所展现出的那种发自肺腑的热情，足以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

谷正文和剧社的领导者荣高棠（当时叫荣千祥）称兄道弟，与张瑞芳、张昕这些女同志们也保持着一种革命同志间恰到好处的距离，热情而不轻浮，可靠而又稳重。

他学习革命理论，参与每一次讨论，他的发言总是那么积极，那么有见地。

然而，没有人能看透他那双看似真诚的眼睛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深渊。

他白天和大家一起排戏，高唱着抗日歌曲，晚上却在无人察觉的角落，冷静地观察着每一个人。

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谁只是同情革命的积极分子，谁的性格软弱，谁的意志坚定……

剧社的领导者荣高棠，是谷正文观察的重中之重。

他早已通过自己的渠道和分析，确认了荣高棠的党员身份。但他不动声色，依旧把荣高棠当作最可信赖的“大哥”，分享着自己的“革命感悟”。

某天，剧团正在崎岖的山路上转移，迎面撞上了一支日军的小股巡逻队。

车上藏着几箱子抗日宣传的传单和文件。所有人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就在日军军曹端着枪，一脸凶横地走过来时，谷正文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举动。他微笑着，主动迎了上去，用一口流利的日语，和对方打起了招呼。

他解释说他们是一个四处流浪的戏班子，生活所迫，来贵军的地盘上讨口饭吃。

当军曹指着那几个可疑的箱子时，谷正文却不慌不忙地拍了拍箱子，用一种近乎谄媚的语气说，这是他们团长最宝贝的几件私人戏服，准备献给皇军军官们，博长官们一笑的。

他的语气、神态、甚至是对日本军人那种微妙心理的精准把握，都堪称完美。

盘查草草了事，巡逻队挥手放行。

车队重新上路，同志们爆发出劫后余生的欢呼，纷纷把谷正文当成了英雄。他笑着解释说自己老家有日本商人，耳濡目染，学了点皮毛。

这个解释合情合理，所有人都信了。

只有荣高棠，在欢呼的人群中，深深地看了郭同震一眼。

他不是怀疑郭同震的忠诚，而是对他那种超越年龄的镇定，以及对敌人心态那近乎本能的精准洞察，感到了一丝无法言说的、毛骨悚然的困惑。

荣高棠没有说出来，只是在日后的相处中多了一分留意。

舞台上的“革命者”，与台下的“观察者”，郭同震在这两种身份之间切换自如。

然而谷正文终究还是走到了暴露的这一天。

这日剧团又要转移。同志们忙碌地收拾着行装，装车，一切有条不紊。

谷正文找到了荣高棠，脸上带着一丝歉意，说自己的手表坏了，想去镇上找个师傅修一修，耽误不了多久，很快就能追上队伍。

荣高棠没有多想，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快去快回。

郭同震点了点头，转身离去。然而，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有人说他可能被捕了，有人说他或许牺牲了，大家为他惋惜，为他悲伤，却没有人把他和“叛逃”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直到60多年后，台北永康街一间昏暗的住宅里，一位白发苍苍的记者，向垂垂老矣的谷正文（也就是当年的郭同震）问起了这件事。

“前辈，当年在‘战士剧社’，您为什么会突然失踪？他们都说您是去修表了……”

听到这个尘封已久的问题，那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浑浊的眼睛里突然闪过一丝奇异的光。

他的嘴角咧开，露出一抹混杂着残酷、得意与嘲弄的笑容，用一种平静到令人不寒而栗的语气，清晰地吐出五个字：“那是骗人的！”

一瞬间，他把同志们多年来的担忧和怀念，都被撕得粉碎。

离开剧团后不久，谷正文又投身军事领域，担任了八路军115师侦察大队大队长。

对于过往经历，他声称自己加入剧团是出于抗日热忱，至于后来未能前往延安，他则将原因归结为“共产党不要他”。

但八路军后勤部门的相关记录却呈现出不同的情况：记载显示，谷正文曾在敌后私自贩卖药品，相关账本还被罗荣桓当面撕毁。

综合各方面资料来看，差不多就是在这一时期，谷正文被军统收编，之后还出任了“北平特别勤务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