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知道，秘书如何坐上当家，明朝内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洪武时期的无权无势的专职秘书，到明朝中后期“虽无丞相之名，却有丞相之实” 的格局，内阁制度的发展总共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强化期、鼎盛期、固化期等五个阶段，这里面也深深契合着明朝历史发展的脉络。

一、初创期（洪武 - 永乐）：从 “临时顾问” 到 “固定机构”，内阁的 “合法性” 奠基。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 “胡惟庸案” 为契机，彻底废除延续千年的丞相制。在废除丞相制度后，直接统领六部，将行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虽然强化了皇权，但也给皇帝带来了巨大的政务压力。废除丞相后，皇帝需亲自处理海量政务（据统计，朱元璋曾日均批阅奏折 200 余件、处理事务 400 余件），精力严重不足。

内阁制度

为缓解这一状况，朱元璋开始设立"四辅官"作为顾问，这被视为明代内阁制度的雏形。不过此时的辅政官员品级较低，仅备顾问，并无实权，反映出太祖对相权复活的深深警惕。本质是皇帝的 “私人秘书”，且朱元璋对其严格限制，防止权力反弹。

永乐时期（1403-1424年），内阁制度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明成祖朱棣以"靖难"夺位，为巩固统治，急需建立自己的决策班底。他选拔解缙等七位翰林院编修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务，正式确立了"内阁"的称谓。这些阁臣虽仍仅为五品官员，但凭借"票拟"权，即在奏章上附署处理意见的权力，逐渐成为皇帝决策的重要助手。

票拟和朱批

从 “被动顾问” 变为 “主动参与”：内阁开始参与 “票拟” 的雏形工作（即对奏章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写在小纸条上贴于奏章旁，供皇帝参考）；从 “临时差遣” 变为 “固定机构”：内阁有了固定办公场所（文渊阁），阁臣成为常设官员，不再是皇帝临时调用的 “散官”。

但此时的内阁仍属 “辅助机构”：票拟需皇帝最终 “批红”（用朱笔批复）才能生效，且阁臣品级低，需依附皇权，无法与六部抗衡，值得注意的是，成祖时期的内阁大学士多兼任东宫官职，这一安排为其日后权位提升埋下伏笔。

二、发展期（仁宣 - 正统）：从 “低品顾问” 到 “权力枢纽”，票拟权与阁权绑定，这一阶段的关键是内阁获得 “票拟专权”+ 阁臣兼任高品级官职，正式突破 “秘书” 定位，成为连接皇权与行政系统的核心。

三杨内阁

仁宣时期（1425-1435年）被称为"内阁权始重"的关键阶段。明仁宗朱高炽曾长期监国，与杨士奇等东宫旧臣关系密切。即位后，他提升杨士奇等人品秩，并加封三公（太师、太傅、太保）衔，使阁臣地位显著提高。明宣宗朱瞻基延续这一政策，形成"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辅政的局面。此时内阁已获得"条旨"权，即对奏章提出系统处理意见的权力，其影响力开始超越六部尚书。这一变化与仁宣二帝相对温和的执政风格密切相关，他们更倾向于与大臣共治天下。

同时，宣宗为提升内阁权威，打破 “阁臣低品级” 惯例，让内阁首辅（如杨荣、杨士奇）兼任六部尚书（正二品）或太子太师（从一品），使阁臣从 “低品文官” 变为 “朝廷重臣”，拥有了指挥六部的合法性。

正统时期，皇帝年幼，内阁代行部分皇权，成了内阁壮大的开始，明英宗朱祁镇继位时年仅 9 岁，由太皇太后张氏摄政，而张氏信任内阁 “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将 “批红权” 部分委托给内阁，对于内阁票拟的意见，张氏多直接批准，甚至让阁臣代笔批红。

这是内阁首次 “代行皇权”：六部官员逐渐意识到 “听内阁指挥等同于听皇帝指挥”，开始主动向内阁汇报工作，内阁从 “辅助决策” 转向 “主导行政”，正式超越六部，成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

内阁大学士

三、强化期：景泰至正德年间（1450-1521年），内阁权力在波动中持续增强。

土木堡之变后，于谦等大臣主导北京保卫战，文官集团地位进一步提升。虽然明孝宗朱祐樘曾试图恢复六部职权，但内阁通过控制"票拟"这一决策关键环节，已然成为行政体系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开始出现首辅、次辅的区分，权力层级逐渐固化。

到了明武宗时期，文管集团已经完全强大起来，明武宗甚至需要拉拢宦官集团、武将集团才能与文官集团相抗衡，但是明武宗又是个不太爱处理朝政的皇帝，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处理政务，明朝首辅唯尊的时代似乎就此慢慢到来，明武宗后期的杨廷和，几乎可以说在朝中只手遮天，内阁制度也基本迈入了鼎盛期。

四、鼎盛期（嘉靖 - 万历）：从 “权力枢纽” 到 “无冕之相”，首辅专权与阁权巅峰，这一阶段的核心是皇帝怠政 + 首辅权力集中，内阁（尤其是首辅）彻底掌控朝政，形成 “首辅专权” 格局，达到 “权势滔天” 的顶峰。

严嵩内阁

嘉靖时期（1522-1566年）是内阁权力达到顶峰的关键阶段。明世宗朱厚熜通过"大礼议"事件，借助张璁等新晋文官打击旧官僚集团，使内阁权威空前强化。彻底清洗了反对自己的官员，掌握了 “人事任免权”， 六部尚书、地方督抚的任免需经首辅推荐，皇帝仅作形式批准。

其中，严嵩任首辅 15 年，更是将阁权推向极致：他不仅掌控票拟权（甚至篡改皇帝批红），还垄断军权（直接指挥边防军）、财权（主导财政改革），其党羽遍布朝野，时人谓之 “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内阁完全成为 “严家天下”，皇权被严重架空。

这一时期形成的"首辅专政"模式，使内阁首辅获得近似宰相的地位。皇帝与内阁的关系也发生微妙变化，世宗常年避居西苑，通过内阁掌控朝政，这种"垂拱而治"的方式客观上扩大了阁权。

张居正和万历

万历时期（1573-1620年）见证了内阁权力的制度性巩固。张居正改革时期（1572-1582年），内阁首辅兼领皇帝讲师（帝师）身份，通过"考成法"控制官员考核，实际掌握了国家行政大权。张居正甚至能够驳回皇帝诏令，其权力已远超历代宰相。从某种意义上说，张居正，不仅是 “首辅”，更是 “实际执政者”，他可直接任免省级官员，甚至干预皇室事务（如限制万历帝的挥霍），时人称为 “江陵（张居正籍贯）柄国，几于震主”。

虽然张居正死后遭清算，但内阁作为行政中枢的地位已不可动摇。明神宗朱翊钧长期怠政，使内阁在决策中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形成"外廷有内阁，内廷有司礼监"的双轨制权力结构。内阁仍牢牢掌握 “票拟权”，是明代朝政的实际掌控者。

五、固化期（天启 - 崇祯）：从 “无冕之相” 到 “权力博弈工具”，阁权随皇权动荡而摇摆，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宦官专权与党争加剧，内阁权力虽仍强大，但沦为皇权、宦官与党争的博弈工具，权力稳定性下降，但 “权势滔天” 的格局未变。

明代东林党人

天启至崇祯年间（1621-1644年），内阁在党争中逐渐失控。明熹宗朱由校时期，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人的斗争白热化，内阁成为权力角逐的中心舞台。崇祯帝朱由检虽铲除阉党，但频繁更换内阁成员（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阁臣），导致行政效率低下。面对农民起义和满洲崛起的双重危机，内阁系统已无力协调全局，最终随着明朝灭亡而终结。

六、总结：明代内阁的演变呈现出几个显著特征，从临时咨询机构发展为常设决策中枢；从五品小官到一品大员的地位跃升；从单纯顾问到全面行政的权力扩张。这一过程与明代皇权运作的特点密切相关，皇帝越是怠政或年幼，内阁权力就越是膨胀。内阁通过掌控"票拟"权和人事任免权，逐步架空了六部职权，形成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新型权力结构。

明末内阁制度

然而，内阁权力的扩张也带来严重问题。后期内阁陷入党争漩涡，行政效率低下；首辅专权导致决策失衡；与六部的职权冲突削弱了国家治理能力。这些结构性缺陷在明末危机中暴露无遗，最终未能挽救王朝的覆灭。

明代内阁的兴衰历程，折射出中国传统政治中"皇权—相权"博弈的永恒命题，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权力制衡的深刻思考。内阁的权力扩张，本质是皇权与相权的 “隐性博弈”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本意是 “独揽大权”，却因皇权无法单独应对庞大的行政体系，不得不依赖内阁；而后续皇帝的怠政（如嘉靖、万历）、年幼（如英宗、熹宗），又让内阁逐步填补了 “权力真空”，最终从 “秘书班子” 演变为 “无冕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