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坛周报驻意大利记者 沈天浩
罗贝托·萨维亚诺是当代意大利最独特、最勇敢、最有影响力的记者和作家之一。他出生在那不勒斯，成长于中产家庭，曾在那不勒斯大学主修哲学。大学期间，他开始在左翼报刊上发表揭露那不勒斯地区黑手党组织卡莫拉的报道。2006年，他的小说《格莫拉》出版，该小说取材于真实事件，详尽记录了卡莫拉的运作机制、产业网络、以及其与各种合法行业的复杂勾连，引发轩然大波。
在此之后，萨维亚诺成为黑手党的目标，遭受死亡威胁，只能在意大利国家警察保护之下生活。2008年10月20日，六位诺贝尔奖得主——达里奥·福、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君特·格拉斯、丽塔·列维-蒙塔尔奇尼、奥尔罕·帕慕克和德斯蒙德·图图——联合发起呼吁，要求意大利政府竭尽全力保护萨维亚诺，并挫败卡莫拉。然而，萨维亚诺至今仍处于高度安全防护状态，几乎无法自由外出、享受正常生活
即便如此，萨维亚诺依然保持活跃。他经常在电视节目、报纸专栏和国际媒体上评论意大利政治与社会，也成为右翼政治势力的眼中钉。在《格莫拉》之后，萨维亚诺继续创作，近年来又格外关注足球世界里极端球迷与黑帮组织间的联系。
2025年的特伦托体育节，萨维亚诺来到了现场，用一场1个多小时的演讲，与观众们分享了他与那不勒斯的故事。那不勒斯是城市，也是球队，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不勒斯，就是我的父亲。”以下是萨维亚诺演讲内容的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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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了我人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时点：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
父亲带我去看比赛，那场半决赛恰好在那不勒斯举行。不幸的是，对阵双方是意大利对阿根廷。实际上，维奇尼挂帅的那支意大利队挺讨人喜欢的，阵中也有不少南方球员：斯基拉奇、德纳波利，还有效力于那不勒斯的卡尔内瓦莱。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带着一面绿白红三色旗，旗杆是黑色的塑料。我们坐在南看台——前阵子我还特意回去过，试着找到当年父亲带我坐的那个位置。
我那时11岁，已经不算小孩了。不过在球场里人山人海时，父亲总是让我坐在他腿上。我记得他呼出的气息里，带有博盖蒂咖啡酒的味道——那是种甜中带苦的烈酒。他不抽烟，但那种混合的浓烈气味，久久挥之不去。
博盖蒂咖啡酒是意大利球场文化的一部分。
说到和父亲一起去球场看球，我还记得有一次去看那不勒斯对维罗纳，我们赢了3比0或4比0。我们特别开心，因为维罗纳一直仇视那不勒斯人。每当比赛进入白热化、那不勒斯球员杀到对方禁区时，全场都会起立。那一天，马拉多纳看到对方门将站得太靠前，几乎在中圈附近，他抬脚一记吊射，皮球直入网窝。父亲一下子推开我，从座位上跳起，拼命挥舞手臂庆祝。我至今难忘那个瞬间：那是一种爆炸式的情绪，父亲喊着“迭戈从中场破门了！”，我发现自己不再待在他的腿上，而是在他的旁边。
马拉多纳对阵维罗纳的进球，当场的实际比分是5比0。
再回到1990年世界杯。意大利对阿根廷，圣保罗球场。我们起初当然为意大利加油。斯基拉奇进球，我挥动着国旗。可不久之后，阿根廷扳平比分，那个荒谬却完美的进球，来自马拉多纳的助攻。他轻巧地挑传，把球正好吊到卡尼吉亚的头顶。曾加选择出击，结果却被对手抓个正着，比分变成了1比1。
卡尼吉亚进球瞬间。
那场比赛的观众其实并不全是那不勒斯人，组委会故意把大量门票卖给来自罗马、佛罗伦萨、米兰、都灵的球迷，为的就是防止那不勒斯变成阿根廷的主场。因此，有些那不勒斯人也开始嘘马拉多纳。这场景让我充满困惑——对我来说，迭戈是我们爱的人，只是这次他穿着另一件球衣。另一方面，我们理应为意大利加油，我自然举起了那面三色旗。
父亲看着我，说：“你拿那旗子干什么？”
然后他伸手，一把把旗子从旗杆上扯了下来。
我手里只剩下一根黑色的空塑料杆。
我们开始为阿根廷加油。
点球大战开始，马拉多纳主罚命中。
我们在欢呼。
比赛结束了，迭戈赢了，我们很高兴。
因为他才是我们的祖国。
我们尝试过为意大利加油，但做不到。那太违心了。
后来，决赛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举行，阿根廷对西德。我一直认为那场决赛是被西德“偷走”的。现场奏起阿根廷国歌时，意大利观众嘘声不断。马拉多纳抬头望向摄像机，嘴里清楚地骂出：“hijos de puta”（混蛋）。他真是个天生的好演员。
我和父亲一起看着电视。布雷默打进那个并不存在的点球，让阿根廷输掉了世界杯。马拉多纳哭了，父亲也气得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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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多纳驾临那不勒斯时，七万人在球场里欢迎他；而他最终离开意大利，却是带着心伤、软弱和痛苦。
马拉多纳之所以被那样深爱，首先是因为他诚实的少年时代。他在维拉菲奥里托长大，那里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外，很多人称之为“贫民窟”，但实际上远比贫民窟更糟。那里的房子不是砖建的，排水沟就是露天的臭水坑，污秽不堪。
有个叫戈约·卡里索的男孩，原本是那片地区里最出色的小球员。某天，“洋葱头”队的一位球探找到他，说要邀请他去试训。卡里索对那位教练说：“我家那边有个孩子比我还强。”那孩子就是迭戈。教练给了卡里索一些钱，让他带那个孩子来。他犹豫了整整两天：该不该把这些钱花在糖果上？对于那个贫困街区的孩子来说，吃糖果是件很奢侈的事情。最后，他还是决定把钱交给迭戈，让他去试训。
马拉多纳与戈约·卡里索。
马拉多纳什么都没对家人说。他父亲在屠宰场夜班工作到凌晨，母亲给别人家打零工，她甚至没办法去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区，所以只能在当地的大众人家做帮工。生活艰难，但他们很诚实，不偷不抢，也不靠黑帮为生。迭戈去试训，毫无悬念地被选中。那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从他第一次触球的那一刻起，你就能看出那种灵性。
他的第一个经纪人叫豪尔赫·塞特斯皮勒——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青年。他的姓氏很奇怪，但与马拉多纳的关系非常深厚。从阿根廷青年人到博卡青年，再到巴塞罗那，马拉多纳把合同交由他全权处理。塞特斯皮勒和他一样贫苦出身，也对他的故事足够了解。而那个曾经帮他拿到试训机会的卡里索，后来也成为球员，却因重伤过早退役。马拉多纳没有忘记他，而是一直对他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此外还有传言，迭戈给阿涅利写信：“给我一辆菲亚特500，我就能为你踢球。”那是为了让他的父母能够开车进城。这些故事不是花絮，而是本质：他从未忘记自己的起点。
到了巴塞罗那时，他已经和克劳迪娅相恋。她是报摊主的女儿。对迭戈而言，这已经是一种“社会阶层的提升”——她的父亲不必像自己父母那样靠体力劳作，不必沾满血迹或洗涤剂的泡沫。马拉多纳总拿她开涮：“克劳迪娅，我比你帅多了，你得感激我这样英俊的男人居然跟一个长得这么丑的女人在一起。”这话听着很刻薄，其实是他的一种玩笑。
马拉多纳来到欧洲时，带着一种贫困中锻造出的道德准则：在他的成长环境里，诚实不是出于高尚，而是出于求生。你不能骗人，因为总有人比你更会骗人。所以，为了保护自己，你必须设定界限、保持正直、赢得信任。
然而，当他开始取得巨大成功，进入另一个世界，一切开始崩坏。他抛弃了自己最早的朋友塞特斯皮勒，后者从未借机转型成为善于敛财的经纪大鳄，并在几年前自杀身亡。取而代之的，是像吉列尔莫·科波拉那样的经纪人——人们说他与军火和洗钱有染。
马拉多纳也逐渐失去控制。他在那不勒斯让一个女孩怀孕，而那女孩是他妹妹最好的朋友。克劳迪娅当时留在阿根廷照顾父母。孩子出生后，马拉多纳拒绝承认，只是在18年后通过法庭才确认亲子关系。对于这件事，克劳迪娅对他说了一句非常动人的话：“迭戈，这个孩子没有错。”
我对迭戈有一种嫉妒：我一直认为，克劳迪娅对他的感情——至少在最初几年——就是真正的爱。那种无需配得的爱。他没来由、不讲理、缺乏逻辑，却能得到她越发炽烈的爱。我此生从未拥有过这种被爱的特权，总觉得要“配得上”某人的爱，要努力、要改进，而她爱他，却是在他一无所有、甚至充满缺陷的时候。当她对迭戈说出那句“这个孩子没有错”时，她和迭戈的女儿们甚至还没有诞生。
然后，可卡因出现了。那是他人生真正的灾难。这东西不会让他在场上踢得更好，反而成了他的弱点。卡莫拉正是借由这个弱点，试图拉拢迭戈，但奇怪的是他们并非依靠威胁，而是试图利用迭戈的慷慨——他经常去踢慈善赛。有一次，他在一块几乎是土豆地的球场上踢球，只因为要为一个需要赴德手术的孩子筹款。在那种场地比赛，球员极易受伤，但他不顾俱乐部的禁令执意参赛，事后还自掏腰包缴纳罚款。
毒品和酒精找上门来，迭戈开始堕落。他开始自认为是政治家，与查韦斯和普京们交往，卡斯特罗则一度帮助他戒毒。他不断有新的孩子出现，几乎每年都会被曝出一个“小马拉多纳”。他逐渐陷入孤独。这个最初以慷慨和同理心为根基的人，在名声和仇恨的漩涡中，变得多疑、受伤、充满防御性。
没有哪种成功是不伴随仇恨的。我常在大学里对年轻人说：名气就像一面扭曲的镜子。别人恨你，不是因为你坏，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你总是得到上帝眷顾，生活太过容易，得到了他们得不到的东西。他们想掠夺你、羞辱你。迭戈呢？他还背负着一座城市的命运，这一点让他更加绝望。
当那不勒斯赢下欧洲联盟杯时，我父亲简直不敢相信，他把收音机从窗户扔了出去，幸好下面是花园。我们在斯图加特战胜了德国人，看台上坐满了意大利移民，他们中不乏在斯图加特汽车工厂打工的那不勒斯人——对他们来说，这一刻意味着复仇与尊严。迭戈也明白，他代表的不是一支球队，而是整座城市。
但这一切，最终成了他无法承受的重负。当他在1991年离队时，那座曾经有七万人迎接他的城市，没有一个人出来送行。他像个小偷一样灰头土脸地离开，带着吸毒和逃税的指控，其中的许多指控被夸大了，但税务问题确实存在，就像当时的很多其他球员一样。
1994年美国世界杯上，那不勒斯人见证了一场对马拉多纳的伏击。那一幕我们记得很清楚：年岁渐长的马拉多纳依然在进球，随后振臂狂吼，看起来又要将球队带进决赛。然而，一个护士从场边走来，要求他接受药检。检测结果呈阳性。那一刻，他的职业生涯结束了。
迭戈被围攻、被抛弃。他的目标一直是让足球运动员拥有更多的权力，但他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也没有足够的文化工具去实现这一点。他只有情感上的直觉和本能的反应。马拉多纳是个会讲话的人，但随着名声带来的孤独、他人的猜疑、以及那种必须不断维持巅峰状态的压力，他逐渐失去了快乐。他不再感到乐趣，而是变成一台制造金钱的机器，直到他的心脏最终因恶习而衰竭。
当你在场上踢球、当你享受比赛时，看着你的人也能从中感到片刻的安慰，不再孤单。迭戈最终失去了那种感觉，而那本是一种共享的情绪，把本队11名球员和全场观众连结在一起。我经常这样想：每次庆祝那不勒斯夺冠的时候，那些讨厌我的卡莫拉分子，此刻肯定也在一样地庆祝。在那一刻，我们其实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在同一阵线上。
当马拉多纳的心脏在他生日的狂欢后停止跳动时，我没有和父亲在一起。后来有人告诉我，父亲当时正在站着，也许在做饭，或是在准备旅行，听到电视里说马拉多纳去世，立刻晕倒了，他根本不敢相信。
在我的印象里，与父亲的所有谈话中，从来没有哪一次，没有提到“马拉多纳”这个名字。每一次都有。任何事——政治、疫情、日常——他都会说：“如果有马拉多纳就好了”“你看马拉多纳那时候怎么做的”，或“要是马拉多纳在，会更好”。所以是的，当我想到那不勒斯，我想到的就是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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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也在研究极端球迷看台与犯罪组织的渗透问题，那是极其可怕的。国米、米兰和尤文的部分球迷组织中，都有黑帮的存在。尤文俱乐部后来举报过这些问题，而米兰和国米的情况更严重。这不仅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问题，如今仍然存在。起初，他们在球迷中销售毒品、倒卖球票；后来黑帮意识到，体育场是巨大的市场——周边销售、停车位、餐饮、票务、甚至……毒品，他们都能控制。球场可以成为一个巨大的毒品广场，而球迷在客场出行时，也被用于运输毒品。
今天，很多看台上的领袖本身就是毒贩，包括米兰双雄的一些球迷头目。在意大利的多个俱乐部，黑手党直接控制球迷组织。最典型的是贝洛科家族——光荣会（'Ndrangheta）的贵族。关于这些事情的调查，本该由俱乐部直接发起，但米兰城的两家俱乐部对情况一清二楚，却始终保持沉默。
后来，安东尼奥·贝洛科被另一名极端球迷领袖安德烈亚·贝雷塔杀死。贝雷塔原本以为自己会被杀，于是先下手。此前有另外一名国米的极端球迷领袖，就是被贝洛科这伙人杀死的，他之前刚刚出狱，曾因多起持械抢劫入狱。这名球迷领袖被杀的原因是，他反对国米与米兰球迷组织之间的联合，而黑手党势力对此嘲讽道：“你们真的还在乎足球？”他们根本不关心足球，只想一心赚钱，于是想要合并两边的组织，用于统一管理、牟利。
简单来说，这段故事的线索始于一次调查，对象是米兰的一家私家侦探公司。调查人员在电话监听中发现，有一名前警察出身的私家侦探，打电话给一名球迷头目，试图替“某人”购买球场的停车业务。对方却回答道：“这些停车场不出售，因为真正的业主不缺钱。”这句话暗示得很清楚：在这座城市，连大教堂地铁站的施工都是由光荣会控制的企业完成的，而没有任何人举报。
那不勒斯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只是更早。在马拉多纳时代之后，俱乐部陷入混乱和危机，卡莫拉全面介入管理——包括修剪草坪、死忠球迷区、停车场、小吃摊……一切都被他们控制。转折点是什么？当德劳伦蒂斯接手时，他面前摆着两条路：要么成为黑手党的傀儡，要么彻底摆脱他们。他选择了后者。否则，你根本无法在俱乐部正常工作。
有些人可能还记得Genny 'a carogna这个名字，他是个来自那不勒斯福尔切拉区的卡莫拉分子，曾经让比赛中断进行。那时候，犯罪势力在那不勒斯的看台上是公开存在的，球员们都感到害怕。类似的情形也曾发生在热那亚：当愤怒的球迷们要求球员脱下球衣、停止比赛时，一名球员上前平息局势，说：“坐下，一切交给我。比赛会继续进行，我来解决。”那人是谁？光荣会大头目朱塞佩·莫拉比托的孙子（注：即朱塞佩·斯库利）。
光荣会不像黑手党（Cosa Nostra）这样采用金字塔式的管理结构，因此他们与足球之间的联系更紧密、更隐秘。正因如此，对我来说，研究并接近足球这项运动一直是困难的：我既清楚这些隐藏的关系，又情愿相信“比赛就是比赛”。但我必须说的是，当问题严重到这种程度，而球员或俱乐部选择保持沉默时，我感到厌恶。他们明明有的是手段，去清理、或至少远离这些关系，却没有这样做。
回到足球本身。每当我看球时，总会出现一种特有的化学反应，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我清楚地唤起自己最纯粹、最柔软的那部分，像个真正的孩子一样期待着比赛。那几乎是个陌生的世界。
如今，我清楚地知道，在那些和我一样支持那支球队的人中，或许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在憎恨我。我也没法亲临球场观战，倒不是出于安全原因，而是因为我害怕：每次我去，球队都会输，我就成了带来霉运的那个人。所以，我要么隐藏身份偷偷去看，要么等那不勒斯赢了再出现——就像今天这样。
但在那些转瞬即逝的时刻，足球为我们带来了一些别样的体验：你可以凭一点创造力去赢，可以因团结取得胜利，也可能因为自己的错误而输。它不完全由残酷而单一的竞争规则支配，而依然有着开放性和成长性。在足球世界里，你可以相信自己，相信队友，甚至相信他们的失误和炫技主义，相信他们所做的一切。这些在当今世界已经很难得。
与此同时，你清楚这个体系里有着超级合同和商业运作，如果俱乐部不支付百万年薪，你心爱的球员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但在看着他们比赛的时候，你仍然确信他们此刻是在为你而踢。你在享受这一切，身边的人也和你一样，暂时摆脱了生活的重负。就在那一刻，你感觉自己属于某个整体，而且不再孤独。
每一次那不勒斯进球时，我都会立刻想到——此刻，我父亲一定在微笑。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