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在后台发私信询问，其曾祖在晚清当七品知县，可墓碑上刻着“加一级记录二次”。他想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曾祖实际上拥有六品衔，相当于担任着六品级别的知县之职。

单从字面理解“加一级”，极易产生偏差，一般人会觉得是品级提升一级。但在清代制度里，这种所谓的加级记录，和品级并无关联，简单来说，它就是一种荣誉性质的奖励。

【何谓加级记录】

对清史稍有了解的读者想必清楚，清代官制里存在“议叙”这一说法。议叙其实是朝廷针对官员的一种常见奖励方式，类似于当下的荣誉勋章和各类荣誉证书。

文官议叙主要有两种方式，即加级和记录。记录按次数算，有一次、二次、三次之分。要是官员已经有了三次记录，再得到一次记录，那就会提升为加级一次。

同样的道理，加级操作也会分成一次、二次、三次这样的情况。经过统计，加级记录合起来一共有十二个不同的等级。

加级记录属于奖励，和晋升并无直接关联。即便对晋升没作用，它也是官员的一项荣誉。清代地方官出巡，队伍最前面的牌子写着“肃静”“回避”，随后还有表明身份的“某某年进士、举人”“某县正堂”等。

若存在加级记录，最终的牌子上会显示“加几级记录几次”。由此能发现，加级记录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提高官员的身份与地位，让官员在官场中有更突出的标识和相对更高的待遇。

【官员如何获得加级记录】

总体而言，官员获取加级记录并非难事。清初那会，因连年战火致使土地荒芜。要是地方官能积极督促百姓开垦荒地且成效显著，依照惯例，吏部会对其进行议叙，进而给予记录功绩或提升官级的奖励。

另外，足额甚至超额征收钱粮，成功缉拿重要盗贼等行为，都能得到对应的议叙奖励。清中期之后，加级记录差不多成了官员的常见待遇。像纂修实录、奉旨在修书、承办军营事务、处理河工等事务得力的官员，都能获此奖励。

在雍正朝之前，官员对加级记录没那么重视。这荣誉太普遍，对晋升也没啥用，有了它就像给好事添彩，没有也影响不大，所以官员们就没把它当回事儿。

自雍正朝起，情况发生转变。官员有奖励，自然也会面临处分。在雍正之前，功过界定分明，功是功，过是过，二者不可相互抵消。到了雍正三年，朝廷专门颁布了一道上谕。

人这一生，有功也有过；官职品级，有降也有升。以往旧例，官员降级留任后，暂停其晋升调动，必须三年无过错才准许恢复原级。即便降级后有恩诏加级，也不准抵消，这实在不符以功补过、让人改过自新之意。此后，降级留任官员遇恩诏或议叙加级，都准许用加一级抵消降一级。

自这项规定颁布以来，加级记录一下子变得抢手起来。它不再只是从前那种徒有荣誉之名的奖励，摇身一变，成了颇具实用价值的激励方式，吸引力大大提升。

在清代，不管是京城当官的，还是地方任职的，也不论官职大小、是否受皇帝青睐，官员们为官一辈子，多多少少都会摊上几个处分。毫不夸张地讲，没有一个官员能躲开被处分的命运。

官员所受处分，多是罚俸、降级留任之类。雍正帝颁布功过相抵政策后，加级记录能用来抵消这些轻微处分。这就使得官员得储备足够数量的加级与记录，以便在受处分时进行抵消。

前面说过，加级记录对晋升并非有实质作用，但也并非绝对如此。举个例子，当知府职位空缺，众多符合升迁条件的官员中，要是年龄、能力、资历都差不多，有加级记录的官员会被吏部优先推荐。

这就跟当下情形类似，一名大学生到公司参加面试，当在学校背景、所学专业以及个人能力这些硬实力上差别不大时，要是他荣誉傍身，那被录用的概率自然更高。不过这样的情况并不常见，故而可忽略不计。

【武职官员的议叙略有不同】

同样是议叙，武职官员不按加级记录算，而是分为五等军功。其规定颇为细致：若敌众我寡还攻战取胜，为一等；敌兵多我兵稍少且攻战有获，是二等；双方兵力相当而攻占成功，属三等；我兵多敌兵稍少并攻占得手，为四等；我众敌寡还攻占获胜，是五等。

对于立下军功的官兵，兵部会颁发功牌作为奖励。那些军功表现极为突出的，会获一等功牌外加一枚三等功牌；立下一等军功的，授予一等功牌，依此类推，五等军功对应五等功牌。

和文官议叙不一样，武职官兵要是立了军功，能直接得到晋升。朝廷对此有明确规定：一二品武官需有两个一等功牌，以及三四五等功牌各一个；三、四、五品官员要有三个一等功牌，二三四等功牌各一个；六、七品官要有五个一等功牌，二三四等功牌各一个，才可授一云骑尉。

乾隆年间对功牌制度加以改革，把原先的五等功牌改成了三等，分别是五品、六品和七品功牌。获得哪一品级的功牌，就会被授予相应品级的顶戴。这一制度此后一直沿用到清末。

至此，开篇读者所提问题便有了清晰答案。其曾祖墓碑上刻着的“加一级记录二次”，实际上属于荣誉奖励范畴。尽管有此嘉奖，但品级并未改变，依旧维持在正七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