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千年佛像，牵动两个国家的神经；一场盗窃案，演变成持续十年的外交与司法角力。

2023年2月，韩国法院的一纸判决，终于为这起横跨日韩的“佛像归属之争”画上句号——可这尊佛像为何会从日本被盗，又为何在韩国引发所有权争夺？背后的故事远比想象中复杂。

时间拉回2012年，日本长崎县对马市的一座观音寺里，两尊铜造佛像在深夜不翼而飞。

这不是普通的文物失窃：其中一尊“铜造观世音菩萨坐像”，诞生于高丽王朝时期，自1973年起就被长崎县列为重要文化财产，承载着数百年的历史记忆；另一尊则是海神神社的“铜造如来立像”。

窃贼团伙的行动迅速且目标明确 —— 他们避开寺庙安保，将佛像装箱后连夜偷运，最终通过海上通道把佛像带回了韩国釜山。

本以为能靠文物黑市牟利，可仅过了一个多月，2013年1月，韩国警方就抓获了这伙窃贼，两尊佛像也被依法扣押。

按照常理，被盗财物应物归原主，日本方面也很快提出归还请求。可就在佛像即将踏上归途时，韩国瑞山浮石寺突然提出诉讼，一口咬定：这尊观音像，本就该属于韩国。

最终韩国检察院决定将海神神社的“铜造如来立像”归还日本，而观音寺佛像的返还事宜尚未确定。

浮石寺的理由，带着沉重的历史烙印。

寺方主张：这尊高丽王朝的观音像，并非正常流传到日本，而是14世纪时，被倭寇（古代日本海盗集团）从浮石寺掠夺走的“赃物”。

换句话说，佛像最初的“离家”就是被迫的，如今通过盗窃案“回到”韩国，不过是“物归原主”，应该“逆取顺守”——即便回归方式不正当，也该留在真正的“故乡”。

这个主张瞬间让事件变了性质：对日本而言，佛像是在本国领土被盗的文化财产，无论历史上如何流转，当下的所有权应归日本寺庙；对韩国而言，这是被掠夺的民族文物，理应借此机会追回。

双方各执一词，矛盾从司法层面上升到文化与历史层面。

日本媒体多次提及“文物保护的国际准则”，强调“被盗文物应返还失窃地”；韩国民间则发起请愿，认为“不能让历史掠夺的赃物继续留在他国”，甚至有议员在国会提出“文物回归法案”，试图为佛像留在韩国铺路。

这起看似简单的“盗窃返还案”，之所以拖了十年，核心在于“历史归属”与“现实法律”的碰撞。

一开始，韩国法院需要理清两个关键问题：

第一，浮石寺能否证明佛像确实是14世纪被倭寇从该寺掠夺？

由于年代久远，现存的史料只有零星记载，没有直接证据能锁定 “这尊佛像” 就是当年被盗的那一件；

第二，即便历史上存在掠夺，现代法律是否支持“以盗窃方式追回历史赃物”？

国际上对文物归属的共识是“禁止文物非法交易”，但“历史掠夺文物”的返还，通常需要两国政府通过外交协商解决，而非单一国家的法院判决。

这十年间，日韩两国的外交关系也影响着案件走向。

每当两国因历史问题（如慰安妇、领土争端）关系紧张时，佛像案就会被重新提起，成为民间情绪的“晴雨表”；而关系缓和时，案件又会被暂时搁置。

直到2022年，韩国最高法院重启审理，才终于在2023年2月做出最终判决：驳回浮石寺的诉讼请求，观音像应归还给日本对马市的观音寺。

判决书中提到的核心理由是：“即便存在历史掠夺的可能性，现代社会也不能认可‘以盗窃手段获取文物’的合法性，否则将破坏国际文物保护秩序。”

这尊佛像于2025年1月24日重返浮石寺，并举行了告佛仪式。

佛像最终踏上归途，可这起事件留下的思考远未结束。

对韩国而言，这起案件戳中了“历史文物回归”的痛点——朝鲜半岛历史上曾多次遭受文物掠夺，仅日本就存有大量韩国文物，民间对“文物回家”的呼声一直很高。

浮石寺的诉讼，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情绪的体现。

对日本而言，判决结果维护了“被盗文物返还”的原则，但也无法回避“历史掠夺文物”的争议——如何处理这些历史遗留的文物问题，仍是日韩关系中难以绕过的坎。

而在国际社会看来，这起案件也为“历史文物归属”提供了一个重要参考：历史上的不公，需要通过正当的外交协商、学术考证来解决，而非“以暴制暴”的非法手段。

毕竟，文物的价值在于传承文化，而非成为国家间的矛盾焦点。

如今，那尊高丽王朝的观音像已回到日本对马市的观音寺，供人瞻仰。可当人们驻足在佛像前，看到的或许不只是一尊千年文物，更是两个国家对历史与现实的艰难平衡——而这种平衡，远比一尊佛像的归属更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