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三种有志之人：一为有志仙佛之人，一为有志圣贤之人，一为有志帝王之人，求为仙佛之人则国弱，求为圣贤之人则国治，求为帝王之人则国乱，世之操治化教育之权者阖审诸！”这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在其《韬养斋日记》中的一句名言。这句话是对个人志向与国家治乱关系的思考，也折射出徐世昌复杂的人生哲学与政治立场。

在清末民初的大变局中，徐世昌，是一个异类。他无兵无勇，却数次登上满清及北洋的权力之巅；他向往变革，支持维新，却在关键时刻为袁世凯筹谋告密，直接扼杀戊戌变法；他出身科举，为清廷倚重，却在民主共和的风潮中导演清帝退位大戏；作为密友，他力捧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却在其恢复帝制之际，三缄其口，作壁上观。他是很多人眼中的“水晶狐狸”，却也是夹缝中的清醒者。

不激不躁，不党不争，却每每在关键时刻做出冷静判断。徐世昌几乎从未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却始终在历史风暴中扮演重要推手的角色。他的一生，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话题，面对历史变局，我们需要“变革”还是“革命”？热血的革命者，喜欢扮演救世主，喜欢扮演殉道者，在疯狂的革命中将旧势力摧枯拉朽。而冷静的变革者，则喜欢像一个棋手，不激进不盲从中，在权衡利弊间，温润地攻城略地。

菊人，真妙才也

徐世昌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然而，其母对其管教甚严，非常重视对徐世昌的教育。徐世昌曾回忆，小时候，如果家里有三份食物，他便想得到两份。母亲会因此训斥：“今日如此，长大又当如何。”母亲宁可将食物扔掉，也不让徐世昌食用。而当徐世昌长大了一些，每交上一个朋友，徐母都会亲自考察那个人的人品如何。如果是贤才，就用美食款待他。如果不是，则令徐世昌不再与其往来。当时，有人看到徐世昌母子过得异常清苦，劝他们去投靠显赫的亲戚，却遭到徐母拒绝：“托人余荫，罔知艰苦，无复有刻厉振兴之心矣”。族人于是感叹：“汝苦心持家教子，异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1879年，二十四岁的徐世昌为淮宁县知事治理文牍。在这里，他遇见了袁世凯，二人一见倾心。袁世凯见徐世昌青衣敝履，虽边幅不修却神采飞扬；谈吐间，显露出勃勃雄心与满腹经纶，不禁赞道：“菊人，真妙才也！”当时徐世昌、徐世光兄弟无钱赴应天府应乡试，袁世凯即赠银百两以为川资，使徐世昌兄弟得以成行，并同时中举。

中举后，徐世昌进入翰林院，在这里，张之洞，李鸿藻都是其师长。然后，徐世昌却不见宠，只因李鸿藻认为徐世昌“虚矫过人”。不过，徐世昌还是向李鸿藻推荐了袁世凯。而通过李鸿藻，袁世凯为李鸿章所赏识，向朝廷推荐他督练新军，成为袁世凯发展的起点。

戊戌之变中“清醒者”

在翰林院坐了十年“冷板凳”后，徐世昌的人生迎来了转机。1897年，袁世凯向清廷奏请徐世昌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这相当于新军的秘书长兼参谋长。其时，虽然徐世昌的编制、原职、级别均予保留，但总是以高就低。不过，徐世昌并不为意，欣然接受。

此时的徐世昌，因甲午战败，已有强烈的变法意向，他曾与数十名翰林院同事联合弹劾李鸿章。而戊戌变法的来临，让他和袁世凯都看到了某种可能的变化。不过，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新旧势力交锋，维新人士将希望寄托在了掌握军权的袁世凯身上。

何去何从，袁世凯面临艰难的抉择。很快他找到徐世昌，商议对策。一边是皇帝与维新派的托付，一边是慈禧太后掌控的实权。徐世昌权衡之下，对袁世凯言道：“帝虽一国之主，然当政日浅，势力薄弱；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袁世凯深以为然，遂向荣禄告密。这一举动，直接导致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捕杀“六君子”，戊戌变法失败。

徐世昌后来在回忆中说：“变法固所愿也，然操之过急，反致大乱。”他支持改革，但对维新派绕过体制、动用军队“围园劫后”的计划深感不安，认为此举“形同造反”，极易引发内乱。在他看来，慈禧掌握实权，宫廷势力盘根错节，贸然起兵无异于以卵击石。徐世昌的这一选择，使袁世凯躲过一劫，也为日后北洋集团的崛起保留了实力。但对维新派而言，却是致命一击。

徐世昌支持变法，却没有热血沸腾地投身变法，而是在变革即将变成革命之前，冷静地判断风向，或许这这正是他不一样的“清醒”。

政变后，袁世凯被擢升，徐世昌也进入清廷高层视野。

满清朝堂的“水晶狐狸”

1906年，51岁时朝廷又任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系从一品级。此时东北已成日俄角力场。日本控制南满铁路，驻军旅顺、大连。而俄国盘踞北满，虎视哈尔滨，清廷几乎丧失对东北的实际控制。清廷设立东三省总督，本意在应对日俄对东北的争夺。作为为首任总督，徐世昌深感此任命关系重大。

徐世昌到任后，立即推行“实边固防”政策。他深知，仅靠外交抗议无济于事，唯有“以人守土”。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明确提出：“欲固边防，先实民力”。为此，徐世昌设立垦务局，从山东、河北招募流民，三年内招垦30万户，开垦荒地数百万亩。同时，他还裁撤将军体制，设立府县，推行警察制度，设立奉天警务学堂，培训本地警员。此外，徐世昌还创办来东北第一家现代银行奉天官银号，发行“奉票”，抵制日俄货币的渗透。

更难得的是，他在外交上极为克制。面对日本在南满的扩张，他坚持主权，拒绝无理要求，但又避免正面冲突。他曾对部下说：“强邻在侧，不可示弱，亦不可轻启战端”。一次，日本人在图门至六道沟90余里钉立木桩，暗将中国领土划入日本侵占的韩界。徐世昌随即令吴禄贞带人连夜拔去，并记上华名里数，钉立标识，这让日本人目瞪口呆。

而三年任满，东北局势趋于稳定，移民日增，经济初兴。清廷评徐世昌“治东三省，有条不紊，实心任事”。徐世昌用实际行动证明：改革不必靠口号，而在于一点一滴的积累。

1909年，徐世昌补授军机大臣，后又授体仁阁大学士，系清代文臣的最高荣典，也是汉人枢臣中唯一最受朝廷信任者。其时，徐世昌在东北时，就已考虑到清廷失势。由于他为人处事十分谨慎，绝不骄矜，以党派示人；既能符合潮流，大办新政；亦不疏远旧派、权要，可谓左右逢源，上下畅通，从而为重掌枢要铺平道路，而徐世昌也因此而赢得“水晶狐狸”的雅号。

清帝退位的幕后导演

可以说，在满清末期，徐世昌已经位极人臣。然而，关键时刻，徐世昌还是和袁世凯一起逼清帝退位，归政于民国。1909年，徐世昌重掌中枢后，欲推行新政，却孤掌难鸣，于是他极力大造舆论，“助袁出山”。但清廷仍忌恨袁世凯，并不理睬徐世昌的保奏。然而，北洋六镇之兵在徐世昌明里暗里的授意下，清廷很快就指挥不动了。袁世凯也由此“出山”，南下镇压革命。其后，据说，为逼清帝退位，徐世昌甚至出了一条妙计，让段祺瑞领衔，以北洋将领64人联名、发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否则以兵随之”。电发次日，徐世昌为避嫌恳请辞职。

1912年2月12日，由张謇主稿的清廷诏书稿：“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何以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因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思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为总理大臣，值此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一诏书标志着清朝寿终正寝。行文既给清廷留足了面子，也塞进了徐世昌的“私货”：清廷亡后是袁世凯的天下。

由此，在事关中国未来的抉择中，袁世凯出山、逼宫、掌权三部曲，导演都是徐世昌。

然而，徐世昌把袁世凯捧上总统宝座后，却出人意外地激流勇退了。徐世昌受清廷厚恩，位极人臣，从个人利益而言，无论是否帮助袁世凯，他都不可能再进一步。而徐世昌的选择充满了某种让人理解不了迷惑。或许他从来没有想要最高的权力，或许他指向的正是“求为圣贤之人则国治”。

拒绝袁世凯恢复帝制

1915年，袁世凯野心急剧膨胀，蓄谋恢复帝制。徐世昌却认为帝制实不为可，不得民心。据载，袁世凯亲信杨士琦登门劝说，徐世昌仅答：“老病缠身，久疏政务，不敢妄议大典。”此后，他连续称病二十日，闭门谢客，不参加任何筹备会议。更关键的是在各省联名劝进表上，徐世昌的名字最终未出现。袁世凯曾亲自过问，徐以“未奉明示，不敢擅列”为由推脱。徐世昌的儿子后来回忆：“父亲每日读书写字，若无其事。但夜深人静时，常独坐书房，叹息良久”。其实，徐世昌并非不知袁世凯心意。但他认为，共和已立，民心所向，复辟帝制“逆天而行”。他在私人笔记中写道：“项城（袁世凯）此举，非为国计，实为家谋。天下必将大乱”。徐世昌不愿公开反对，以免激化矛盾；也不愿附和，以免背负骂名。于是选择不合作，也不对抗。

袁世凯称帝后，封徐世昌、张謇等四人为“嵩山四友”，仿汉高祖时“商山四皓”，但徐世昌深知此封有永不叙用之意。于是在日记中发出了那句影响后世的感慨：世界上有三种有志之人……求为仙佛之人则国弱，求为圣贤之人则国治，求为帝王之人则国乱。

守正不阿民国大总统

1918年，徐世昌当选民国大总统。尽管他无兵无权，总统之位全靠直皖两派妥协。但徐世昌仍想“以文驭武”，以和平方式结束南北分裂。他曾对幕僚说：“我虽不能令，但可不从。总统之尊，不在发号施令，而在守正不阿”。

1919年2月，徐世昌力主召开“南北和会”，邀请南方护法军政府代表到上海谈判。他亲自拟定议程，主张“恢复国会、裁减军队、实行联省自治”。尽管北方主战派（如段祺瑞）暗中破坏，南方也存戒心，但他仍坚持推动。和会期间，他多次致电孙中山，言辞恳切：“国家分裂，生灵涂炭，吾辈若不自省，何以对天下？”

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火烧赵家楼，要求拒签巴黎和约。徐世昌未下令镇压，反而下令释放被捕学生，并电令中国代表团：“如不能保全主权，即退出和会。”他在日记中写道：“民气可用，不可抑；国权可争，不可弃”。

他试图以民意为依托，抗衡军阀与列强。然而，现实很残酷，和会破裂，军阀混战再起，徐世昌的“文治理想”终成泡影。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获胜，曹锟、吴佩孚掌控北京。他们要求徐世昌下台，以便“恢复法统”。曹锟派人暗示：若徐世昌“自动退位”，可保其安全与待遇。徐世昌清楚，自己已成傀儡，于是发布通电：“世昌本以书生，谬膺大任……今则时局未定，元气未苏，愿让贤能，以息纷争。”随后，徐世昌迁居天津英租界。

徐世昌曾对家人说：“彼等争权，何必拉我垫背？我退一步，或可少起一波血雨。”他不愿像黎元洪那样被军阀玩弄，也不愿像段祺瑞那样死守权位。他选择体面退场。他在日记中写道：“政非吾业，官非吾志。三十年宦海浮沉，不过一场大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筹建伪满洲国。1932年，关东军派人赴天津，邀请徐世昌出任“伪满议政院长”，许以高官厚禄。徐世昌闭门不见，仅命家人回话：“老病多年，不能任事。”此后，日本又派汉奸郑孝胥、王克敏等人游说，均被拒。

1939年，徐世昌病逝。

徐世昌一生，位极人臣，一度掌控国家至高权力，多次面临重大抉择，却始终带着非一般的清醒。他不是救世主，也不是殉道者，自然不做摧枯拉朽的大动作，只是试图依靠着自己的判断，在历史洪流中，推动这个国家一步一步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