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黎元洪的认知偏差，是我们对辛亥革命的最大误解（上）

黎元洪，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

打开某度搜索，其热搜的第一个条目，就是“黎元洪是好人还是坏人”，也可见在大众心目中，其历史定位之复杂。

当然，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最大的标准就是旁征博引，这样才能不失全面，以迹论心，这样才能不失客观，盖棺论定，这样才能不失准确。

而黎元洪的黑点，后期主要在于软弱，先后被袁世凯、段祺瑞架空，成为提线木偶，给人留下“老好人”的印象。要知道这个词，用在政治人物的评价上，可不是一个好事。

前期则主要在投机，如果你认定了他后期的碌碌无为，那么就会有接下来的疑惑，这样的一个人，是如何在弱肉强食的乱市丛林，被推举为湖北都督，乃至后来的大总统呢？

难道真得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或者如历史课本上所讲，黎元洪的上台，是革命党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时代的一粒沙，落到黎元洪的头上，才成了一座山？

我们常常讲，成功所需的“天时、地利、人和”，除了时代的裹挟，命运的眷顾，黎元洪的上台，到底有没有，“个人的后天努力”呢？

让我们回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夕，这个风起云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

文学社和共进会，本是武汉地区，开展ge命斗争的ge命组织，因此他们，可不像自己的名字听起来，那么温良恭俭让。

他们不止立志要推翻清政府，相互之间，在发展会员，引发的抢“地盘”上，也是矛盾重重。

共进会由刘公、孙武、邓玉麟等人组织，最初致力于在会党中开展工作，因而“江湖人士占多数”;文学社由蒋翊武、刘复基等人领导，一直在新军和知识界中开展工作，因而“军学界占多数”。

由于双方工作重心不同，本来没有什么冲突。但共进会在发动会党起义，多次失败后，便把工作重心转向新军，这就不可避免地，同文学社发生了冲突。

双方都强调，自己在军队里，“发展快、力量大”。

到1911年9月下旬，随着ge命的时机日益成熟，文学社、共进会终于协商，联合组织最高机关，统一指挥，“预选一个主帅出来，或都督或总司令，以备起义时，好负责指挥”。

9月24日，双方讨论商议后，为了保密，两大组织的名义，暂时搁置不用。至于“总座一席，再待日后，会议推定不迟”。在此基础上，双方商定起义筹备机关的组织为:

关于军事，公推蒋翊武为ge命军总指挥和常驻军事筹备员，孙武为参谋长。

(2)关于政治，“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推刘公为总理，孙武、潘善柏、李春萱为常驻政治筹备员”。

本来之前，已经提议刘公担任湖北大都督，负责领导湖北起义，并综理军、民两政。

但会上，改“都督”为“总理”，虽然仍由他担任，但职权小于都督，“意思就是，要他专管民政，不要干涉孙、蒋二人军事大权”。

军政大权由蒋翊武、孙武二人分担，蒋以总指挥名义，专管军事参谋，孙任军务部长，专管军事行政。

这种权力制衡关系，“极不明确，究竟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虽然不利于革命，但“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的矛盾，得到暂时统一”。

“关于全体重大事件”，则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决处理”，但孙武“既担任军事总指挥部参谋长，又兼任军政府的常驻筹备员，并且还预定要出任未来军政府的军务部长(蒋翊武却要变成他的副手)，其实际权力，显然有凌驾于蒋、刘二人之上的趋势”。

当时黄兴在同盟会的地位，仅次于孙中山。为了解决三人之间的权力之争，大家决定邀请“威望和能力，不仅可以压倒三人、三人也乐意接受的”黄兴，“来湖北做都督”，并认为“这是解决主帅问题的最好办法”。

从某种程度来说，如果黄兴能够，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前，赶到武汉，则黎元洪是“绝对不会被推为都督的”。

黄兴出任都督，文学社、共进会两团体，能团结一致拥戴他。可惜，当时黄兴远在别省，10月28日，才到达武昌，丧失了大好时机。

虽然刘公、孙武和蒋翊武三人，都可以代理主帅之职。但三人之间既然未达成妥协，因而在“发动革命的人物中，还没有形成一个众情悦服的领袖”,“故诸同志，不得不舍其旧而新是谋”，从而为黎元洪担任都督，制造了机会。

当然，黎元洪也具有一定的资格和条件:

(1)在ge命党人眼中，他曾经参加过甲午战争，“于中国的国耻，实有深切的感触”;他“自己虽赋性忠厚，却甚能援引新人才，常勖勉部属爱国”, 而且“军事学识均优，对士兵亦无恶感”,“廉谨宽厚、得士卒心，又敬礼文士”，因而“众望归之”。拉他加入革命，不但“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ge命军的声威”，而且“容易和他合作”。

(2)辛亥革命以满人为ge命对象，“汉人中即属官僚，或不革命者，概不敌视”。革命党人认为黎“虽无革命思想”，但“彼同属汉族，终必同情于革命"。

(3)武昌起义以军队为主力，ge命党人“在军队中的同志都是士兵，最大才是连长。如果让连长当总司令，怕是有些镇不住场面”，而黎元洪“是混成协协统，号召力比较大”。因此，蒋翊武事前，就提出以黎元洪为都督;起义爆发后，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又重提此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