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苏联红场大礼堂，这里曾经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选美大赛，后台换好泳装准备上台的佳丽。 后台的姑娘们攥着泳衣边角的手指都发白了，隔壁化妆镜前的娜塔莎突然把口红摔在桌上，“穿这玩意儿上台，跟光着膀子游红场有啥区别？”礼堂外的口号声顺着门缝钻进来，“抵制资产阶级毒草”几个字像冰锥似的扎在人身上。 那会儿的苏联正处在个挺拧巴的阶段，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刚吹皱一池春水，可老一辈还攥着“劳动最光荣”的旧黄历。 青年团组织偷偷办这比赛时，连比基尼都得从东德倒腾过来，50卢布一套的价格够普通工人干半个月。 在这样的漩涡里，21岁的莫斯科大学女生玛莎正对着报名表发呆。 她宿舍床底下藏着一摞手抄的《Vogue》杂志，麦当娜的海报用报纸盖着。 本来想随便填个名字就跑，可女编导卓娅拍着她肩膀说的话总在耳边转：“你以为脱的是衣服？是裹了几十年的裹脚布。” 比赛那天玛莎差点没敢掀开后台的帘子。 台下前三排坐着的老太太们脸拉得比西伯利亚的冬天还长，可当聚光灯打在身上时，她突然想起卓娅塞给她的小纸条：“记住，你不是在取悦谁，是在告诉她们‘我可以’。” 后来听说克格勃把她的档案翻了个底朝天，就怕这穿比基尼的姑娘是西方派来的“特务”。 她们可能没料到，这姑娘后来干的事比当特务影响大多了她在巡回演讲时把父亲打母亲的事捅了出来，结果全国妇联收到的求助信堆成了山。 现在莫斯科女性博物馆里，那套东德进口的白色比基尼还挂在展柜里，布料边缘的磨损像一道浅浅的笑纹。 玛莎后来在采访里说，“真正的皇冠从来不在头上”，这话没错，当5000个姑娘在第二年春天涌到报名点时，我们才发现，勇气这东西，真能像蒲公英种子似的，一吹就遍地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