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河南刑场，寒风卷着尘土掠过灰褐色的地面。 21岁的任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站在那里，临刑前突然张大了嘴，像是有什么话卡在喉咙里，最终只化作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 没人知道她想说什么，这个曾经对着镜子练习微笑的姑娘，生命最后时刻的表情，成了那年最沉重的问号。 县城小饭馆的油烟味里，任雪攥着每月45元的工资条发呆。 1989年的街道上，个体户的招牌和计划经济的标语挤在一起，她这样的临时工，连穿工装的资格都没有。 丁多多就是在这时走进来的，这个矿业家族的远房亲戚甩着钥匙串，说能给她在矿场找个体面活，“戴老板看中的人，还能差了？”她当时不知道，所谓的“体面”，是要拿尊严换的。 家里的土炕还留着她的体温，却再也容不下她了。 1988年夏天，技校宿舍的窃窃私语像针一样扎人，“破鞋”两个字追着她从教室到操场。 母亲把她的行李扔到院坝，“你哥要娶媳妇，不能让你毁了名声”。 她蹲在地上捡碎了角的搪瓷缸，那是父亲送她上技校时买的，缸沿还刻着歪歪扭扭的“雪”字。 戴德昌的办公室挂着“劳动模范”的锦旗，手里却把玩着她哥哥的工作调动函。 “陪王局长喝顿酒，这事就成了。”他说话时，手指在她手背上划了一下，像蛇吐信。 后来她才明白，矿场的“服务工作”根本没尽头，调查组来的时候，她被塞进了王局长的房间。 那天晚上，她看着窗外矿场的探照灯，觉得自己像笼子里的鸟，翅膀早被剪光了。 曹琳琳往她手里塞了把锤子时，指甲缝里还沾着煤渣。 “他闺女丁梅明天走这条路。”两个姑娘蹲在小树林里，看着月光把影子拉得老长。 1991年的夏天，电视剧《法网恢恢》正演到复仇的桥段，她们以为自己在演电视剧，却忘了现实里没有剧本。 丁梅的自行车倒在路边时，任雪突然想起自己第一辆自行车，是初恋送的，后来被他母亲当着街坊的面砸得稀烂。 法庭上的白炽灯晃得人睁不开眼。 辩护律师说“被害人存在过错”，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任雪看着旁听席上的父母，他们低着头，不敢看她。 1992年的判决书上，“故意杀人罪”五个字刺得人眼睛疼。 她想起戴德昌在矿场说的话：“在这县城，我就是法。”那时她还不懂，这句话会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临刑前，任雪突然张大了嘴。 没人知道她想说什么，或许是想喊疼，或许是想骂那句憋了太久的“凭什么”。 多年后，矿场旧址改成了纪念馆，墙上挂着“改革开放先锋”的照片，戴德昌的名字赫然在列。 只是没人再提起那个21岁的姑娘，她像一粒被时代碾碎的尘埃，连名字都快被风刮没了。 我觉得，那个年代的权力游戏里，太多人像任雪一样，明明是受害者，却最终成了被审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