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8年，女知青李亚茹返城前夜，颤抖地揭开上衣对丈夫说：“今晚，再做最后一次夫妻吧！”随后抛下丈夫与女儿果断回城，42年后与女儿重逢，女儿的话却让她泪如雨下......   1970年，上海姑娘李亚茹带着懵懂的憧憬登上了北上的火车，十七岁的年纪，她以为北大荒的雪原是诗意的画布，可现实却不仅冷酷，而且粗粝。   到达五七农场的第一周，零下四十度的低温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从未拿过锄头的双手不仅握不住镐头，更是很快磨出了一层又一层血淋淋的泡。   如果不是刘宝民，李亚茹可能在那几年里就已经崩溃了。   当时的刘宝民是农场小学的民办教师，看着这个上海来的女知青在田垄里哭鼻子，便动了恻隐之心，在老乡们的帮衬下，李亚茹被调到了学校教书。   对于从没上过讲台的她来说，这份工作既是救命稻草也是烫手山芋，是刘宝民把自己手写的教案递给了她，手把手教她怎么在黑板上写粉笔字。   那个年代的爱情，往往滋生于风雪中的相互取暖，1975年，李亚茹不顾远在上海父母的激烈反对，执意嫁给了刘宝民。   父母在信里骂她糊涂，说这是“门不当户不对”，更是断送了自己的回城路，但那时的李亚茹觉得，在这个甚至能冻死人的地方，只有刘宝民掌心的温度能让她感觉到活着。   婚后的日子清贫却温馨，刘宝民把她当掌上明珠，劈柴、烧火、做饭，粗活累活几乎全包，次年，女儿小芳出生，这个小生命的到来似乎把他们的根扎得更深了。   可命运的玩笑总是开得猝不及防，1978年，知青返城的大潮汹涌而来，周围的同伴陆续拿到了回城的调令，李亚茹的心却悬在了半空。   很快，一个残酷的政策现实摆在了她面前：只有单身知青才能按政策返城，与此同时，上海家里寄来的信件更是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信里明明白白写着，只有“未婚青年”才能顶替父母安排好的工作岗位。   那段时间，李亚茹常常一个人站在村口的雪地里发呆，一边是充满机遇的上海，是原本属于她的人生轨迹；另一边是这里的老公孩子热炕头，但也要面临一辈子困在黑土地的命运，最终，求生的本能战胜了母性和爱情，她写好了那份沉甸甸的离婚申请书。   即使是几十年后，那个离别的清晨依然像针一样扎在李亚茹的心头。   那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拖拉机的轰鸣声就在院外响起了，三岁的女儿还在熟睡，嘴角挂着笑，完全不知道母亲即将从她的生命里消失，李亚茹俯下身，在那张稚嫩的小脸上轻轻啄了一下，眼泪啪嗒一声掉在被子上。   刘宝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把两个滚烫的煮鸡蛋塞进了她的棉衣口袋，那一路，李亚茹没敢回头，尽管身后传来了女儿醒来后撕心裂肺的哭声，她还是逼着自己硬下心肠，因为她知道，只要一回头，可能就走不了了。   回到上海的四十年里，李亚茹的人生像是按下了重启键，她进了国企，上了夜校，甚至后来又有新的家庭。   她活成了那个体面的“城里人”，但心里始终有个角落是空的，每到除夕夜，窗外的烟花再绚烂，她梦里出现的却总是那间漏风的土坯房和炕上的男人孩子。   起初几年，她也试着写过信，但有的石沉大海，有的被退回，慢慢地，为了现在的平静生活，她不再提及东北，仿佛那八年只是一场关于风雪的幻觉。   直到退休之后，一种无法抑制的愧疚感才像藤蔓一样爬满了她的晚年，2020年，通过知青联谊会的牵线，已是白发苍苍的李亚茹终于鼓起勇气，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这一别，就是整整42年。   然而，并没有想象中那般大团圆的喜悦，当她在鹤岗一处陈旧的居民楼前敲开门时，迎接她的是一位中年妇女，那眉眼间的轮廓分明就是当年的小芳，但女儿脸上没有激动，只有一种让人心寒的客气与疏离。   也就是在那间屋子里，李亚茹得知了一个让她五雷轰顶的消息：刘宝民早就去世了。   那个曾经为了她把柴火劈得细碎、为了送她而在寒风里站立良久的男人，终究没能等到这一嘴抱歉。   女儿从柜子里拿出了一个泛黄的包裹，里面是一件没有织完的毛衣——那是42年前李亚茹离开那天留下的，毛衣的线头已经散了，但被人精心保存了半辈子。   拿着那件旧毛衣，女儿语气平静地说了一句话，却像鞭子一样抽在了李亚茹的心上：“这么多年，我爸到死都没让我怨过你，他说你有你的难处，这毛衣留着，是个念想。”   看着那件依然残留着旧日气息的半成品，再看看墙上遗照里刘宝民憨厚的笑容，早已两鬓斑白的李亚茹终于崩溃了，她瘫坐在地上，抱着那件毛衣放声痛哭。   这迟到了半个世纪的泪水，终究是没能暖化那横亘在母女之间、生死之间的坚冰，人这一辈子，有些转身只要一瞬间，但想要回过头去寻找曾经遗落的东西，却发现那条路，早就被岁月的大雪封得严严实实，再也走不回去了。 主要信源：临安新闻网《上山下乡50年后，百余名知青重返白牛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