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位共产党员被捕，为了保命，他主动交代了一份12人的名单。特务们大喜，但看到名单上的人后，却冷汗直流，目瞪口呆！   盛超群共产党员，1919年生于云阳县桑坪乡一个殷实家庭的他，早年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反抗精神。   1934年，他考入县立初级中学，自此大量研读进步书刊，其言行锋芒直指反动当局，旋即便被学校以“不守校规”之名无情开除。   1938年2月，盛超群经李公朴介绍奔赴延安，进入抗大第四期学习，在延安，他亲耳聆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报告，这段经历让他坚定了革命信仰。   回到四川后，盛超群的斗争方式独具特色，他没有选择传统的秘密活动，而是以笔为枪，公开揭露国民党官员的腐败行为。   他在万县担任《春秋新闻》总主笔时，专门开辟“照妖镜”专栏，刊登《万县专员曾德威枪杀县长黄葆萱内幕》等文章，将当地官员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种公开的斗争方式，使他在当地群众中赢得了“敢说话”的名声，也让反动当局对他恨之入骨。   盛超群被捕后，特务们对他施以重刑，据资料记载，他在老虎凳上被撬断了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那份让徐远举震惊的名单。   名单上的十二人都是云阳县的权力核心人物：警察局长周璞、督察长高倚明、北乡联防办事处主任唐绍尧、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杨发乙和周世禄、县参议员兼县报编辑主任欧明高等。   这些人大多是国民党在当地的统治支柱，有的甚至是迫害进步人士的急先锋。   特务徐远举之所以轻信这份名单，与当时的大环境密不可分，1948年，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他们对内部的猜疑也日益加深。   《挺进报》在重庆的活动，更是让特务们草木皆兵，这份由共产党秘密创办的报纸，不仅报道解放军战场的胜利消息，还大量邮寄给敌方人员，使“敌特大小头目经常收到一封封‘亲启’信件”。   在这种情况下，徐远举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他担心真的存在一个渗透到国民党内部的共产党网络。   盛超群的计策能够成功，还得益于他对国民党官僚体系的深刻理解，他清楚这些所谓的“头面人物”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   当这些人被当作“共产党嫌疑人”抓起来后，他们为了自保，必然会互相攻击、揭发，进一步加剧国民党内部的混乱。    这种利用“假情报”迷惑敌人的策略，在中国革命史上并非孤例。   1948年10月，中共地下党员李智在石家庄就曾通过假电台向国民党华北“剿总”发送假情报，成功迷惑了傅作义部队，为保卫石家庄、保卫党中央作出了贡献。   与李智不同，盛超群的行动更加直接和冒险，他身处虎穴，面对的是心狠手辣的特务头子徐远举。   一旦计谋被识破，等待他的只有更加残酷的刑罚，但他仍然选择了这条危险的斗争道路。   盛超群的行动还有另一个层面：他不仅保护了真正的地下党组织，还通过这份名单暴露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混乱。   当这些所谓的“头面人物”被抓后，他们各自的关系网开始运作，各种贿赂、说情、威胁接踵而至，使国民党在云阳县的统治机器几乎瘫痪。   这场由一份名单引发的闹剧，最后以尴尬收场，徐远举发现自己上当后，不得不将这些人全部释放。   而盛超群则因为这次“耍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9年11月14日，他与江竹筠、李青林等30位难友一起被杀害于军统重庆集中营的电台岚垭。   鲜为人知的是，盛超群的家人也为他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支持，尽管出生于殷实家庭，但盛超群很早就与家庭决裂，选择了革命道路，他的家人虽然担心他的安全，但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并支持他的选择。   在盛超群被杀害后，他的家人承受了巨大压力，直到1983年10月15日，盛超群才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这一迟来的认可，不仅是对他个人的平反，也是对所有在隐蔽战线上牺牲的革命者的纪念。   盛超群的故事在今天看来依然引人深思，在历史教科书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正面战场上的英勇斗争，或是地下工作中的秘密情报传递。   像盛超群这样以公开身份进行斗争、甚至“戏弄”敌人的案例相对较少   这种斗争方式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盛超群不仅要面对敌人的酷刑，还要承受来自同志和群众的误解。   他以县参议员、候补参议员的身份活动时，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可能会认为他“投靠了国民党”。但他顶住了这些压力，坚持自己的斗争方式。   盛超群最终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他在黎明前夜牺牲，年仅30岁。   但他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智斗特务的故事，更是一种斗争智慧的范例，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斗争方式，并以生命践行了革命理想。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不应仅仅将其看作一个机智应对敌人的故事，这份名单背后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国民党统治的脆弱性：   一个看似稳固的统治体系，实际上充满了内部矛盾和互不信任，盛超群正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才设计出了这场让特务们“冷汗直流”的计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