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身价95亿的女富豪戴秀丽打开了一瓶9000元的红酒没喝完，竟因此就被软饭男丈夫厌烦，决定要离婚。理由是:“我厌倦了挥金如土的生活”。   2014年，现在三亚，一艘豪华游艇正在举办盛大的庆生派对，就只因为女主人抿了两口觉得“味道不对”，大半瓶价值9000元的法国名庄红酒被直接倒入大海。   这让站在一旁的英国男人托尼·霍肯感到一阵生理性的不适，这不仅仅是一瓶酒的消失，更是他忍耐了二十多年极限的崩塌，在那一刻他只想逃离。   1991年，那时候的戴秀丽还远不是那个后来在《泰晤士报》富豪榜上留名的“人和商业”掌门人，在伦敦的街头，她只是个从哈尔滨远赴重洋的留学生，口袋常常比脸还干净。   在一场关于中华文学的交流会上，她遇到了托尼，当时的托尼虽然背着一个“没落贵族”的头衔，实际上就是个拿着固定薪水的普通教师。   那时的日子虽然清苦，但两个人哪怕是为了节省几便士而一起做饭，都能嚼出日子的甜味，为了这双并不宽厚却温暖的手，戴秀丽把自己名字改成了“秀丽·霍肯”，两人在伦敦郊区的廉租房里，过了几年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日子。   如果不是1994年的一通越洋电话，他们大概会是这世界上最普通的一对恩爱夫妻。   国内经济腾飞的浪潮，把戴秀丽这种拥有敏锐商业嗅觉的人猛烈地推向了潮头，她看准了哈尔滨那些被废弃的地下人防工程，在这个没人敢碰的领域里，她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将冰冷的防空洞改造成热火朝天的地下商场。   这时候的托尼，做出了那个年代很多男人都做不到的牺牲，他辞去了英国稳定的教职，陪着妻子来到了完全陌生的中国东北。   在创业初期那段兵荒马乱的日子里，这位英国绅士不仅包揽了家里的柴米油盐，甚至因为精通英文，还要哪怕在深夜里也强打精神帮妻子翻译枯燥的商业合同。   但随着公司在香港上市，财富像滚雪球一样在这个家庭里膨胀，戴秀丽从那个会因为超市打折而开心的姑娘，变成了出行必须要坐私人飞机、食材必须要空运的商业女王。   他们搬进了富丽堂皇如迷宫般的大别墅，酒窖里的藏酒哪怕每天喝一瓶，恐怕几辈子也喝不完。   虽然家里有数不清的豪车，托尼却固执地开着那辆仿佛随时会抛锚的旧车；虽然妻子往他的衣柜里塞满了高定西装，他却把那些昂贵的面料统统推到衣柜最深处，身上永远套着洗得发白甚至有些松垮的旧T恤。   家里的佣人看着这位洋男主人总是觉得怪异：放着顶级的海鲜不吃，偏要吃那种简单的烤面包片；看着价值连城的家具愁眉苦脸，却对自己那几十元买来的旧书爱不释手。   戴秀丽想不通，自己拼了命赚钱不就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所谓的“人上人”生活吗？她试图用更昂贵的礼物去填补两人之间的鸿沟，可在托尼看来，这些过度包装的物质，是对他人生信条的粗暴践踏。   这种压抑的拉锯战，终于在那个三亚游艇的夜晚迎来了终局，红酒入海的瞬间，托尼看着那些因为口感微瑕就被判了死刑的液体，突然明白他和妻子已经彻底属于两个世界了。   他没有在派对上大闹，而是留下一张手写信，如同他当年默默来到中国一样，默默收拾好行囊离开了那艘象征着奢靡的游艇。   离婚案开庭时，所有的媒体都在等着看一场关于财产分割的豪门狗血剧，毕竟按照法律，作为创业初期的核心伴侣，托尼完全有资格分走戴秀丽数十亿的资产。   这位数学老师算了一笔账，但他算的不是钱，而是余生的自由，他在法庭上只提了两个要求：一笔刚好够他在英国养老的100万英镑赡养费，以及前妻之前赠予他的一套豪宅必须退回。   面对唾手可得的几十亿财富，托尼拒绝得干脆利落，他说那些钱让他头疼，他只想回到那个每天能和学生讨论几何题的讲台，哪怕只有一小块黑板，也比那座金碧辉煌却冷冰冰的豪宅要让他安心。   现在的托尼，已经回到了英国，重新拿起粉笔做起了公益辅导，在他的小公寓里，没有那个会随时倒掉名酒的女富豪，只有偶尔来蹭课的学生和简单的三明治，而那个曾在商界叱咤风云的戴秀丽，在失去这段婚姻后，也慢慢淡出了公众的视线，隐居在英国南部。  （信息来源：新浪财经——戴秀丽传奇人生：小记者变身中国女富豪 丈夫因她太有钱而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