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真的没有人愿意为这位“背心院士”，“中国激光陀螺之父”，送上一束花留下一颗爱心，为他说一句“民族脊梁”了吗？ 可能有人会问，这“背心院士”到底是谁？怎么配得上“民族脊梁”的称号？他叫高伯龙，一个在国防科技领域默默耕耘了56年的老人，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背心在实验室里攻克世界级难题的科学家。在那个连计算机都稀罕的年代，激光陀螺可是各国严防死守的核心国防技术，国外不仅封锁图纸，连相关的基础数据都不肯透露半分。 激光陀螺听着专业，实际作用却和国家安危紧密相关。它就像武器的“心脏”，和加速度计配合就能感知空间位置，不管是导弹千里点穴，还是飞机、舰船精准导航，都离不开它的支撑。1960年美国造出第一台激光器后，立刻全力研发激光陀螺，到70年代已经开始在武器上试用，这让各国都掀起了研制热潮。 高伯龙原本的志向是研究理论物理，1947年他考上清华物理系，毕业时是全系仅有的两名优秀学生之一。可命运几次把他推向祖国需要的方向，从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到哈军工任教，他主讲过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等多门课程，编写的物理学教材还得到了学院的高度认可。1975年高校调整，他被分到激光陀螺研制团队，这个选择让他痛苦又艰难，却最终成了他后半辈子的坚守。 当时全国有十多家单位都在搞激光陀螺，可因为基础工艺落后、缺乏资料，大多中途放弃了。高伯龙接手时，团队连制作激光器的材料都搞不清，每年的科研经费只有4万元，而美国同期投入高达2亿美元。没有资料参考，他就从最基础的理论开始推导；没有合适的材料，他听说大理石膨胀率低，就推着平板车去火车站工地捡废料，哮喘病犯了也没停下。 实验室是废弃食堂改造的，密闭环境里不能开风扇、开窗，夏天像桑拿房，冬天像冰窖。为了赶进度，高伯龙常常穿着背心短裤做实验，汗水浸透衣服也顾不上擦。镀膜是最关键的技术难关，没有现成设备，他就自己编程设计膜系，还研制出高精度测量仪，给团队配上了“火眼金睛”。 那些年，高伯龙满脑子都是科研，连家附近盖了新楼都没察觉。1993年攻坚工程化样机时，他每天天不亮就去实验室开机器抽真空，连续十几个小时盯着镀膜过程，连博士生问他毕业去向，他都脱口而出“镀膜”。长期超负荷工作让他身患哮喘、心脏病等多种疾病，靠超剂量药物控制病情，可去北京治疗前，他最惦记的还是让团队继续把研究搞下去。 1994年11月8日，我国第一台激光陀螺工程化样机诞生，中国成为继美俄法之后第四个能独立研制激光陀螺的国家。这背后是高伯龙和团队20多年的坚守，他们不仅突破了腔镜光学加工等一系列难题，还创造了多个国内第一，从实验室样机到产业化生产，走出了一条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道路。 高伯龙一生淡泊名利，团队因为保密要求，很多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发表，不少人成了无名英雄。他自己常年穿黄布军装、草绿胶鞋，生活简朴到让人看不出是院士。可他常说，外国有的我们要跟踪，外国没有的我们也可以有，相比国家利益，个人得失都不算什么。 2017年12月，这位“扫地僧”般的科学家离开了我们，留下了两大系列九种型号的激光陀螺技术，让我国国防导航事业站在了世界前列。他用半生坎坷坚守初心，用简陋条件攻克世界难题，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要。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