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在莫斯科的寒冷审判厅里，李德因其在“反围剿”中的惨痛失误，面临共产国际的严厉审查，刘亚楼，作为那场审判的重要证人，站在台上，情绪激昂地对李德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指责，最终的审判结果却让他心中生出难以平复的疑惑和不安。 刘亚楼会出现在这个审判厅，绝非偶然。他19岁加入红军，跟着队伍走过赣南闽西的崇山峻岭，亲身经历过中央苏区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那些胜仗靠的是毛主席的游击战术，靠的是红军将士们灵活机动的穿插，靠的是苏区百姓用独轮车推出来的补给。1933年李德来到瑞金时，刘亚楼已是红一军团的师政委，他亲眼看着这个拿着共产国际介绍信的德国人，无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照搬欧洲阵地战的打法，把红军战士的生命当成沙盘上的棋子。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李德住在瑞金的“独立房子”里，制定作战计划时连地图都看不准，甚至不知道苏区的山路有多难走。他下令红军“御敌于国门之外”，让装备简陋的红军去攻打国民党军的坚固堡垒。刘亚楼所在的部队奉命死守广昌，战士们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的碉堡，一轮轮冲锋下来，阵地上铺满了红军的尸体。广昌失守那天，刘亚楼看着漫山遍野的战友遗体，拳头攥得咯咯作响，他去找李德争辩，却被对方用生硬的中文呵斥“不懂军事”。 长征开始后，李德的指挥失误更是让红军陷入绝境。湘江战役中，他坚持让红军带着坛坛罐罐行军，把大部队暴露在敌人的包围圈里。那场血战打了七天七夜，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江水都被鲜血染红。刘亚楼率部担任后卫，掩护主力渡江，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他自己也挂了彩。那些牺牲的战士里，有他一起参军的同乡，有给他送过布鞋的少年，他们本可以活下来，却因为李德的错误指挥，永远留在了湘江边。 1939年，刘亚楼奉命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恰逢共产国际审查李德的指挥责任。接到作证通知时，他连夜整理记忆中的战役细节，把每一次因为李德失误导致的伤亡都写得清清楚楚。审判厅里，他站在台上，声音因为激动而颤抖，他细数广昌保卫战的无谓牺牲，控诉湘江战役的惨痛损失，他指着李德质问：“你坐在房子里指挥打仗，见过红军战士穿的草鞋吗？见过苏区百姓吃的红薯干吗？你知道我们的战士有多难吗？” 台下的共产国际代表们面色凝重，李德则低着头，偶尔辩解几句，却拿不出任何反驳的证据。刘亚楼本以为，这场审判会给牺牲的战友们一个公道，会让李德为他的错误付出应有的代价。可审判结果出来的那一刻，他愣住了——共产国际仅仅是批评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并没有追究他的实质性责任，甚至还允许他留在苏联继续工作。 这个结果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刘亚楼心中的怒火，也让他生出深深的疑惑。他后来在日记里写道：“为什么明明是一目了然的错误，却得不到公正的评判？”他渐渐明白，当时的共产国际，依然带着对中国革命的傲慢与偏见，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派来的军事顾问犯了致命错误，更不愿意正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才是适合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刘亚楼没有因为这次审判的结果而消沉。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刻苦学习，把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和苏联的正规战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事思想。1945年回国后，他投身解放战争，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协助林彪指挥辽沈战役，打出了不少漂亮仗。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命组建人民空军，从零开始，把一支稚嫩的空中力量打造成了保卫祖国领空的钢铁长城。 晚年的刘亚楼，偶尔会跟身边的人提起莫斯科的那场审判。他说，那场审判让他说，那场审判让他看清了教条主义的危害，也让他更加坚信，任何脱离实际的指挥，最终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李德的错误，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误，更是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恶果。而中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恰恰是因为毛主席带领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历史从来不会因为某个人的辩解而改变真相。李德的错误指挥，永远刻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提醒着后人要实事求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刘亚楼在审判厅里的呐喊，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是为了告慰牺牲的战友，为了守护革命的真理。这种对真理的坚守，才是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根本。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