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春，在昆明开往红河州的火车上，云南省公安厅下放干部曹显政刚刚抽完一支烟，随手摸了摸上衣口袋，发现刚发的工资不见了。 他叫曹显政，山西沁源琴峪村人，一九一六年生，那时候五十多岁。 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一九四零年起转去做地方公安，不再端枪冲锋，开始和案卷、嫌疑人打交道。一九五一年九月南下云南，在省公安学校当过科长，在昆明市局三分局当过局长，在省公安厅六处当过处长，疑难旧案一桩桩收尾，“曹显政”三个字，在云南公安系统里是块招牌，全国同行也知道，叫他“神探”。 一九六六年以后风向突变，他被勒令停止工作，发配到云南东南部红河州接受“教育改造”。这趟车上，他身边不是同事，是两名押解他的干部。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只手伸进了他的口袋。 火车快进站，车门口已经挤满人。曹显政心里明白，小偷一旦混在人流里钻出站台，这笔账多半翻不过来。押解他的两个人听他说“工资丢了”，先是一愣，接着半开玩笑：“你不是神探吗？那就神探一回，让我们看看。” 他站起来，没吭声，在车厢里来回走。 人挤成一团，他和押解人员一前一后走了几圈，眼睛不去盯谁脸红谁躲闪，只低头看地上一双双鞋和裤脚。走到一处，他停住，手指一点：“你，把口袋里的工资袋拿出来，上面写着‘公安厅曹显政的工资’。” 被点名的那个人愣了，脸色发白，又慢慢涨红，嘴里没辩解，还是把手伸进兜里，把工资袋摸出来。袋子上的字，和他说的一模一样。 小偷被乘警领走，车厢又吵起来。 押解他的两个人憋不住，在座位边追问：又没看见人家伸手，怎么就认定是他。 曹显政解释得很短。刚上车挤到车门口的时候，踝骨挨了重重一脚。 他当时身份尴尬，不敢惹事，只能忍着进车厢。工资不见，他把前后细节往回捋，觉得那一脚不对劲，人多又乱，脚下突然这一下，多半是要他分心。 他在脑子里把那只脚重放一遍，鞋的样子、磨损、裤脚的颜色和折痕，都记住了。 车厢就这么点大，他顺着这点印象找，一双双鞋、一截截裤脚对上去，很快就把人挑了出来。 押解的人听完，伸出大拇指，心里难免嘀咕：这么个行家里手，此刻却没枪、没权、没工作，只剩个“问题干部”的帽子。 到了红河州，给他挂了个“人保组组长”的名头，听着挺响，翻开一看，全是空的。 不给枪，不给对应级别的工资，也不给实际权力，安排个住处，天天有人盯着，名义上是工作，实际上是“监视改造”。这种日子，换了别人，很容易就躺平。 红河州公安系统的干警心里有数。 下面十三个县，新旧案子压着，一摞摞案卷躺在铁柜里，有的已经卷边发黄。终于有人通过领导去探口风：“曹组长，红河州还有不少没破的案子，你看能不能搭把手？” 这一句话，让他整个人都轻快了。曹显政脸上的愁色散了不少，眼睛里有了劲。他没提条件，就一句“行”。收拾好本子和简单行李，带着几个人，从自治州政府所在地蒙自市出发，车子往各个县里跑。 屏边县待的时间不长，不到二十天，原来厚厚一摞“未破案件”被一件件划掉。 金平县那边，用了两个星期左右，案卷一宗宗从架子上拿下来，又一宗宗归档结案。 元阳县那段，大概十天，积案也差不多清干净。 车队沿着山路往前，绿春县、红河南一个个过，新案旧案混着看，该重查的重查，该合并的合并。 大约大半年的工夫，红河州十三个县的遗留案件，被这个名义上“接受改造”的组长清了个遍，公安系统里挂出一个破天荒的数字，百分之百破案率。 陪他跑县城的干警，见过他伏在案卷上抠细节，也见过他在走访现场时一句话不多说，只在心里排线索，对他的评价离不开几个词：辛勤、细致、周密、严谨、积极。 外头把这次说成“百分之百破案”，他自己反倒摆摆手：“差不多算百分之九十九吧，谁敢说一点漏网之鱼都没有。” 一九七五年，他的处境开始宽松，被调回云南省公安厅。 组织上给的头衔多起来，副厅长、厅党组成员、顾问，一个接一个往身上贴。 真正熟悉他的人都清楚，只要有大案、要案、疑难案件报上来，他总爱往前凑。 很多案子里，群众只记住了破获的消息，很少有人知道，幕后把线头一点点捋顺的人，是这个从红河州“改造”回来、腿脚早就落下毛病的老公安。 长年累着，身子骨迟早讨账。 旧伤新病压在一起，人一天天瘦下去。 一九八三年，他因为疾病去世，六十七岁，说不上高寿，却明显劳累过头。各行各业里，总会冒出这样几个人，手里有真本事，脾气有点倔，命运时好时坏，用不用得上这种人，是一个地方的福气，也是一个时代的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