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医生根据罗健夫的遗愿剖开了他的遗体，结果震惊发现，他全身都布满了癌肿，胸腔里的肿瘤甚至比心脏还大，现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忍不住泪流满面。 1982年6月16日，也就是罗健夫去世的那一天，根据他生前留下的"最后的实验请求"，医生举起柳叶刀，划开了那具仅剩下皮包骨的躯体。 当胸腔被打开的一瞬间，无影灯下的景象让在场所有身经百战的医护人员倒吸一口凉气，紧接着是难以抑制的啜泣声。那个本该有力搏动的核心位置，被一个巨大的异物占据了——是一颗体积甚至超过心脏本身的恶性肿瘤。 与此同时，医生们震惊地发现，用来保护内脏的胸骨已经酥脆不堪，手术器械轻轻一碰就碎裂开来。癌细胞像疯狂的藤蔓，早就爬满了他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谁也无法想象，这样一副千疮百孔的躯壳，究竟是如何在那七百多个日日夜夜里，凭借纯粹的意志力，去硬抗晚期淋巴癌带来的噬骨剧痛。 在住院期间，癌痛发作时那种尖锐的撕裂感，足以让人失去理智。然而，罗健夫做出了一个极其"固执"的决定：拒绝注射止痛针。 因为在他脑子里，第三型图形发生器的电路设计图还没有画完，他要在意识彻底陷入黑暗之前，给同事们哪怕再多想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这就是那个年代中国科研人员的某种缩影，即便是在生命倒计时的滴答声中，他依然在和时间赛跑。 若将时间倒回几十年，恐怕没人会相信这个曾经在祁连山下铲马粪的少年，未来会成为那个手握打开集成电路大门钥匙的人。 罗健夫的起点，低得简直有些不像话。少年时的他曾一度沉迷武侠小说，做着仗剑天涯的侠客梦，甚至因为这份痴迷一度荒废了功课。但真正让他放下"剑"拿起"笔"的，是母亲那句朴素的教诲：国家建设不缺侠客，缺的是有真本事的人。 从那以后，不管是后来16岁参军被分到甘肃山丹军马场当牧马人，还是每天在风如刀割的草原上喂马、溜马，他都没有放弃过那个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求学梦。 在那些只能点着马灯照明的寒夜里，当其他人早已钻进被窝，罗健夫却在马棚边借着微弱的光亮啃课本。就靠着这股子从石头缝里挤时间的劲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硬是自学完了高中全部课程，并在1956年不可思议地考入了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 这种近乎苦行僧般的"自虐式"学习法，贯穿了他的一生。1969年，中国航天工业因为缺少芯片制造的关键设备——图形发生器，而被西方死死卡住脖子。当时国内在这个领域完全是一张白纸，图纸被封锁，全靠人工手绘制版，误差大到根本没法用。 谁能搞出这套设备？任务落到了已经34岁的罗健夫肩上。可问题是，他是学核物理的，对微电子技术完全是门外汉。这就好比让一个修桥的去造飞机，一切都要推倒重来。 最离谱的一次，他在单位加班时去厕所，脑子里还在演算数据，出来时竟然恍惚间把厕所当成了宿舍，进门就开始脱衣服准备睡觉，直到找不到挂衣服的地方才猛然惊醒。 就是凭着这种要把自己榨干的疯魔劲头，1972年，原本只是几张草图的第一台国产图形发生器真的被他在实验室里搞了出来，随后性能更强的二型机也在三年后问世，硬生生地在一个被西方技术严防死守的铁桶阵里撕开了一道口子。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拼命三郎，在面对名利时却表现得"迟钝"得让人着急。1978年，他的科研成果拿到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单位发下来3000元巨额奖金——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笔天文数字。结果罗健夫分文不取，全数上交。 在申报成果名单时，身为核心功臣的他，名字永远写在最后一个。即便有了评定高级职称的机会，他也是哪怕被人催着都不填表，甚至把加薪名额硬让给同事。 他嘴里那句"我不当官比当官对科研更有利"，并非一句场面话，而是他在这条孤独的科研路上为自己筑起的一道防线，那是他为了守护内心那份纯粹而设下的结界。 生命的最后时光，往往能映照出一个人灵魂的底色。 在确诊癌症后，罗健夫第一时间考虑的不是如何保命，而是封锁消息。他不希望远在异地的家人因为照顾他而耽误了工作，更不希望组织因为他的病情而放慢三型机的研制进度。这种隐忍一直持续到1982年6月15日的那个黄昏。 那天，因为长期的病痛折磨，曾经健壮的汉子已经瘦脱了相。弟弟拿着剃须刀，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小心翼翼地帮他把胡须刮干净。罗健夫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他在弟弟的搀扶下，最后一次挪到窗前，沉默地注视着窗外的夕阳。 第二天上午，那颗装满集成电路图纸的大脑停止了思考。 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不仅没有入土为安，反而成了他为医学贡献的最后一份实验数据。他对主治医生说得非常坦然："死后好好解剖分析一下，希望能对以后其他人的治疗有帮助。" 那是一种不需要麻药的清醒，是一颗虽被肿瘤压迫却依然强劲跳动的赤子之心。 信源：共产党员网——罗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