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上海法租界，陈恭澎叛变的密报刚传进小楼，日军特务的皮鞋声就砸在楼梯上。陈文君左手死死攥着密电码本，右手举枪对准门口，身后电台还在“滴滴”发最后预警——她得撑到本子烧完，哪怕只剩最后一颗子弹。 那年冬天的法租界像个绷紧的弦，灰色的墙缝里藏着枪眼，弄堂口的法国梧桐落尽了叶子，露出光秃秃的枝桠指向铅色的天。她藏在三楼阁楼，三个月来，那架旧钢琴的琴键下总压着半张租界地图，琴凳里塞着备用电池，而此刻，特务的喊声正顺着楼梯缝往里钻。 火柴划亮时，她看见密电本封面上的“绝密”二字在火光里蜷曲，像只被烫到的小虫。身后电台的“滴滴”声突然变调——是发完了最后一组密码，还是机器被震得接触不良？她没回头，眼睛盯着门缝里透进来的光，那光里浮动着灰尘，也浮动着死亡的影子。 “开门！再不开就开枪了！”特务的枪托砸在木门上，木屑簌簌往下掉。她把本子往火盆里按了按，火星溅到手腕，烫出个红印，她却像没知觉似的，另一只手的枪始终没离开门口。阁楼里的老挂钟突然“铛”地响了一声，惊得她指尖一颤——原来已经凌晨三点，往常这时候，她该在电台前接收新的指令了。 窗台的雨水管还在滴水，混着楼下隐约的警笛声。她突然想起三天前送情报时，街角修鞋匠老李对她使的眼色，当时只当是寻常提醒，现在才反应过来——那或许是叛变的最早信号？可那时陈恭澎还在南京“开会”，谁能想到他会带着整份联络名单投敌？ 火盆里的纸灰渐渐积厚，密电本只剩最后几页。她突然听见楼下传来法国警察的哨声，不是急促的抓捕哨，而是联络暗号里的“安全撤离”信号。是刚才翻窗时，她故意撞翻的花盆惊动了巡街的内线？还是那名法国警察本就认得电台的摩斯密码？ 她把最后一页纸扔进火盆，转身翻窗。雨水管上结着薄冰，她滑到二楼时手一松，重重摔在雨棚上，闷哼一声。特务的枪声紧接着响起，子弹擦着耳边飞过，打在对面的砖墙上，溅起一片白灰。 后巷的垃圾堆里，她摸出预先藏好的粗布衫换上，脸上抹了把泥，刚才那个举枪的“陈文君”瞬间变成了逃难的乡下姑娘。法国警察的哨声还在远处响，她想起医生后来问的那句话：“你怎么知道火能烧完本子？”她当时没答，其实心里清楚——烧不完也得烧，就像那些年在延安学发报时，教员说的“电波断了，人不能断”。 三天后，公共租界的一家茶馆，穿旗袍的女人轻轻敲了敲桌面，三长两短——是新的接头信号。她掀开茶杯盖，里面压着张纸条：“305号终止，启用‘夜莺’。”火盆里的纸灰早被风吹散，可那晚的火光，却像刻在她眼里，亮了一辈子。 后来整理史料的人说，那晚的密电本若落入敌手，南京、重庆两条情报线至少三十人会暴露。他们在档案里看到“‘夜莺’脱身，安全”时，总猜这个代号背后是谁。没人知道，22岁的陈文君，正提着菜篮走过霞飞路，阳光落在她挽起的袖口，那里还留着一道浅浅的烫伤疤。 火能烧掉纸，却烧不掉纸上写的信念。就像那年冬天的法租界，再冷的风，也吹不灭暗夜里的一点星火——那星火，是她手里的枪，是电台的电波，是每个“陈文君”们没说出口的誓言：只要我活着，这根线就不能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