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开国上将杨勇收到一封来信，信中说：“我还活着，能不能给我安排个工作。”，一个月后，杨勇收到信，看后大吃一惊：“孔宪权？他没死？ 办公桌上的信纸皱巴巴的，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一股执拗，杨勇攥着信纸的手指微微用力，脑海里瞬间闪过一张熟悉的面孔。他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早在长征途中就被认定牺牲的老战友，竟然还活着。 杨勇盯着“孔宪权”三个字看了许久，过往的战斗画面猛地涌了上来，这个湖南浏阳出身的汉子，打小就跟着红军闹革命，1930年参军后跟着部队闯过一次又一次生死关，五次反“围剿”战役里次次冲在最前面，黄克诚都喊他“打不死的程咬金”，作战勇猛得不像话。当年在红三军团共事时，杨勇亲眼见过他带着突击队冲锋，哪怕身上挂着伤也不肯退，这样的硬骨头，怎么会悄无声息活下来，还落到要写信求工作的地步。 杨勇立刻让人把信收好，当天就安排工作人员核查情况，心里又急又牵挂，满脑子都是当年娄山关战斗的场景。1935年二渡赤水后，红军要攻克娄山关这座天险，孔宪权当时是红三军团十二团作战参谋，战前带着侦察员摸进敌营抓了俘虏，把敌军部署摸得一清二楚，为部队进攻省了不少力。 战斗打响后，他主动率突击队攻黑神庙敌旅指挥所，刚冲到离目标百来米的地方，敌人援军就涌了上来，子弹像雨点似的扫过来。战士们靠着战壕顽强抵抗，眼见战友一个个倒下，孔宪权猛地站起身用手枪射击，没成想左腿胯骨挨了六发机枪弹，当场摔在地上，疼得浑身抽搐。他硬是咬牙滚到路边水沟里，抱着枪继续撂倒几个敌人，直到子弹只剩三发，援兵赶到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后来部队带着他走了两个多星期，可他胯骨被打碎，伤口一直不愈合，根本没法跟着长征队伍继续前进。当时红军有规定，营以下伤病员大多就地安置，可组织实在舍不得这个猛将，特意给了他团以上伤病员的待遇，留了三百多块银元、一名卫生员和通讯员，把他托付给黔西县一户财主家养伤，还拍了房子照片叮嘱财主好好照料，说以后一定会回来检查。 谁曾想，卫生员和通讯员后来不知去向，财主怕红军回来没法交代，硬是拦着不让他找部队，孔宪权在床上躺了二十个月才勉强能下地，左腿却短了近十厘米，成了跛子，彻底和部队断了联系。 伤好后他四处流落，先是挑着货郎担走村串寨卖针头麻线，后来学了瓦工手艺，成了乡亲们口中的“跛子瓦匠”。每天拖着残腿砌墙抹灰，手上磨出厚厚的老茧，裂口常年合不上，挣的钱勉强够糊口。抗战和解放战争那几年，他也试着找过部队，可战乱年代交通阻隔，部队番号变了又变，每次都失望而归。国民党反动派掌权时，他不敢提自己的红军身份，怕招来杀身之祸，只能默默忍下所有苦楚，在乱世里艰难求生。 1949年贵州解放，看到街上飘扬的红旗，他心里的希望又燃了起来，可旧伤越来越重，瓦工活渐渐干不动了，连基本生活都难维持，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杨勇担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的消息，犹豫了许久才写下那封求助信，没敢提过往战功，只简单说自己还活着，想找份能糊口的工作。 工作人员顺着信上模糊的地址找去，在遵义乡下的一处工地找到了孔宪权。当时他正跛着脚蹲在墙角砌砖，破旧的衣衫沾满水泥，额头上渗着汗珠，左腿明显比右腿短一截，走路一瘸一拐，可砌出来的墙又直又整齐。看到穿军装的工作人员找过来，他愣了半天，手里的瓦刀差点掉在地上，直到对方说出杨勇的名字，他眼里才泛起泪光，局促地搓着满是老茧的手，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身份核实很顺利，黄克诚得知孔宪权还活着，特意出具书面证明为他恢复党籍，杨勇更是反复叮嘱要妥善安置，考虑到他伤病缠身，先安排他担任第七区副区长，上任那天，遵义地委特意派了唯一一辆美式吉普车去接他，乡亲们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这个天天在工地干活的跛脚瓦匠，竟是战功赫赫的老红军。 1952年，组织安排孔宪权参与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工作，他二话没说接下任务，拖着残腿沿着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的路线奔走，用十个多月时间跑了四十多个县，征集到一千多件革命文物。 1955年，他成了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任职期间始终坚守原则，有领导提议扩大当年的会议室外围，他坚决反对，直言“这是文物，得尊重历史”，哪怕得罪人也不肯让步。他一辈子过得节俭，住平房、穿补丁衣服，攒下的钱全捐给了烈士子女，直到1988年去世，胡耀邦还亲自发来唁电悼念，全国七大军区也纷纷致哀。 孔宪权的一生藏着太多不易，战场上九死一生，流落乡间隐忍求生，可哪怕身处绝境，也从没忘记自己的初心。他不求功名富贵，只求能为国家尽一份力，这样的老红军，用一生诠释了忠诚与坚守，他们的付出不该被遗忘，这份赤诚之心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