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共产党员钱瑛被捕，被押送的路上，她忽然想起已经牺牲的丈夫送她的怀表中，有二人的照片，很有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她就借口上厕所扔掉了怀表，正是此举救了她一命！ 钱瑛1903年出生在湖北潜江一个商人家庭，算是个标准的“富二代”。小姑娘从小就聪明，爱读书写诗，在当地还是个小有名气的“才女”。 按理说，这样的姑娘，人生剧本都写好了：读点书，到了年纪嫁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相夫教子，安稳一生。她父母也是这么想的，早早就给她安排了一门亲事。 可钱瑛偏偏就不是那种任人摆布的性格。 她骨子里有股劲儿，一股不服输、不认命的劲儿。听说自己被“包办”了，她在家大闹一场，父母把她关起来，她就直接拿起剪刀往自己脖子上捅。幸亏发现及时，才捡回一条命。 这一闹，把她爹妈也给镇住了，这才明白，这个女儿的性子烈，是头九头牛都拉不回来的犟脾气。没辙，只好由着她，让她去省城武汉读书。 到了武汉，进了湖北女子师范学校，那可真是天高任鸟飞。当时的湖北女师，革命思想非常活跃，像《中国青年》这种进步刊物，几乎是人手一本。钱瑛在这里，就像一块海绵掉进了水里，疯狂吸收着新知识、新思想。1924年，她顺理成章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尤其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钱瑛的工作转入地下，成了一名在刀尖上行走的地下工作者。 在上海，她遇到了自己的爱人，时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的谭寿林。谭寿林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儒雅、坚定，两人在共同的革命工作中相识相知，走到了一起。他们的婚礼很简单，没有鲜花，没有宴席，只有两颗紧紧依靠的心。谭寿林送给钱瑛一块怀表作为定情信物，里面嵌着两人的合照。在那个随时可能生离死别的环境里，这块怀表，就是他们爱情唯一的见证。 可惜，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1931年，由于叛徒出卖，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谭寿林为了掩护同志们撤退，自己留下来善后，结果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却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最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丈夫牺牲的噩耗传来，钱瑛心如刀绞。但她没有时间沉浸在悲痛里，组织的安危，同志的生命，都压在她的肩上。她擦干眼泪，化名“彭友姑”，继续在江苏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 危险，就像一个潜伏在暗处的猎手，随时准备扑出来。当时，钱瑛身边的同志一个接一个地被捕，她敏锐地感觉到，肯定是出了叛徒。她怀疑，是她的上级周超英。 最可怕的敌人，往往来自内部。 当钱瑛还在思考如何应对时，危险已经找上门了。那天，她刚烧毁了所有机密文件，就听到了敲门声。打开门，站在门外的正是周超英，而他身后，是几个荷枪实弹的国民党特务。 最坏的猜测成了现实。钱瑛被捕了。 在被押往南京的路上，钱瑛的脑子飞速运转。她庆幸自己已经销毁了所有文件，只要咬死自己叫“彭友姑”，是个普通老百姓，敌人没有证据，就不能把她怎么样。 但就在这时，她突然想起了那块怀表。那块藏着她和丈夫合照的怀表，此刻成了一颗足以致命的定时炸弹。 一旦被搜出来，她所有的伪装都会被撕得粉碎。她不仅会暴露，更可能牵连到更多的同志。 怎么办？ 那一刻，时间仿佛都变慢了。钱瑛的额头渗出了冷汗，但她的眼神却异常镇定。她突然停下脚步，捂着肚子大喊：“不行了，我肚子疼，要上厕所！” 特务们哪会信她，上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但钱瑛就像焊在了地上一样，死活不肯走。敌人没办法，又怕她真出什么事，只好不耐烦地让她去路边的草丛里解决。 就是这个机会！钱瑛趁着特务不注意，迅速掏出怀表，用尽全力把它扔进了深深的草丛里。当她再站起来时，脸上恢复了平静，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那一刻，她扔掉的不仅仅是一块怀表，更是自己唯一的念想，但她保住的，是革命的秘密和自己的生命。 到了监狱，敌人果然对她进行了严密的搜查，但除了几件旧衣服，什么都没找到。无论特务们如何严刑拷打，钱瑛都只有一句话：“我叫彭友友，我什么都不知道。” 由于叛徒周超英只知道她的化名和住址，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和在党内的职务，加上没有任何物证，敌人始终无法给钱瑛定下“共党要员”的罪名。最后，只能以“危害民国罪”判了她15年徒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等人的努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一批在押的政治犯，钱瑛也在其中。 出狱后的钱瑛，没有片刻休息，又立刻投身到新的战斗中。她在国统区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钱瑛被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她把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那种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作风带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她不徇私情，敢于碰硬，对任何贪污腐败行为都严惩不贷，被人们誉为“党内的女包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