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时，只有一位学生敢冒死前来送行，这在当时是比较难得的，这一位学生后来还成为了国军名将，成为了我军在西北战场上的主要对手。 黄埔那会儿，天热得烦人，教室闷得像蒸笼，地上的灰尘一拍就飞。周 恩来穿着旧制服，站在讲台上，声音不高，神情倒是清清楚楚的。 课讲得不激昂，但能听进去，讲组织，讲人心，讲政治不是喊口号。坐在下头的学生多半年轻，胡宗南也在，坐得笔直，记得很勤快。有人打瞌睡，有人偷偷看枪械图，胡宗南不看别的，就听那人说话。 周恩来没急着跟人拉近，他讲话讲得慢，常常停顿。 胡宗南时不时去找他，问问题不拐弯。周也不藏着掖着，反问他：“你想清楚了吗？”说完就泡茶，茶叶在杯里浮上浮下，几句对话，算是听懂了个脉络。 两人关系就这么搭上了。 不是师徒那种贴身的教，不是朋友那种常来常往，就是彼此知道彼此在想什么。 胡宗南有点较真，对谁都不太放低姿态，跟周却从不端着。周也从没当他是听话学生，讲事就事。那时候黄埔校内气氛开始变了，风向从门口卫兵的眼神就能看出来。 谁跟谁走得近、谁去哪开会，哪天讲话变得小心了，都能感受到。 蒋介石开始排斥共产党人，周恩来在黄埔的位置越来越不稳。 有人说他要走了，走得安静，没有通知，没有送别。 黄埔那么多学生，平日里叫他老师的，不在少数，真敢露面送一程的，只有胡宗南一个。 他那天什么也没说，打着伞，站在校门口。 周恩来走出来，身上没带多少东西。两人碰了面，没寒暄，胡宗南只说一句：“老师，走好。” 周看着他，点头，没说谢谢，也没拍肩膀。 就这么走了，身后没人议论，没人鼓掌，校门口只有雨声。 这事后来还是传出去了。 蒋介石知道了，叫胡宗南过去问：“你去送他干什么？”胡宗南答：“他是我老师。”蒋没追问，点了点头，算是放过了这茬。 从那以后，他们两个，一个走了北方的路，一个留在国军系统。 走着走着就成了敌人。 十几年过去，西安的街道多尘，风一刮能把人脸上的油带下来。 胡宗南那时候已经是大人物了，兵权在手，是蒋介石的心腹将领。听说周恩来要从重庆回延安，途经西安，他主动提出请吃饭。 手下有劝的，说身份不合适，胡宗南没听，说：“老师路过，请一顿饭，有问题？” 这顿饭没多少人。桌上菜不少，动筷的人不多。气氛不热闹，也不紧张，就那种不好形容的安静。说到一半，胡宗南提了一桩旧事，说1935年他在松潘，红军经过那一带，兵力不足，他司令部就在城里，心里实在发虚。 他说：“那时候我就在想，要是被抓了，老师会不会理我？”说完笑了笑，倒了杯酒。 没人接话，连周恩来都只是看了他一眼，轻轻碰了下杯子。 大家都知道他说这话不是想求情，也不是想认错，就是提个往事。说出来，算个交代。饭后送别，胡宗南照例敬礼。 车开远了，他还站在原地。 再见，是在战场，1947年春，胡宗南带大军攻延安。 兵力不少，态势声势也大。延安当时已经是个象征，他觉得自己这一仗要打得硬气。但进城时，红军早就撤走了，留下的只是空屋和几张传单。他站在城里，看着土墙裂缝发愣。 有人凑上来说：“我们拿下了。”他没回头，只说：“晚了。” 后来的战局，越来越不顺。 他打得吃力，补给跟不上，部队情绪也低。人虽在战线前，心却早分了神。那时身边有个机要秘书，叫熊向晖，很稳，不多话，事情做得细。 胡宗南一直用他，信任得很。可没人想到，这人是周恩来安排的，身份藏了多年。 熊向晖从不主动表态，也不插手军务，光是把该抄的电报抄清楚，把该传的传出去。 这人也从不和胡宗南起冲突，甚至没让人起疑。后来被识破了身份，有人问胡宗南：“你真不知道？”他没作答。有人猜他早看出来了，只是没动他。 这事真假谁也说不准。就算知道，他也没动。 这种事在别的将领手里，早是一纸军法了。他偏没动。是不是还念着旧情？没证据，但人都有心，不能说完全没想过。 再过两年，国军退守，胡宗南一路到了西北。 战事节节败退，他自己也知道撑不了多久。有一阵他夜里喝闷酒，把黄埔时期的合照翻出来，边看边皱眉。照片旧了，边缘泛黄，周恩来站在队伍边上，脸模糊，但轮廓还在。 他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又放下，没说什么。 有人说他那晚写下几句话：“人各其路，恩未敢忘。”这话有没有落在纸上不清楚，留在传闻里倒是常有人提起。 周恩来那时已经身在北京，建国事务繁多，整天见人、开会、处理文件。有一次听人讲到西北那边的情形，说胡宗南退得快，形势很不利。 周恩来只嗯了一声，低头翻资料。又有人说：“他曾是您学生。”他抬起头，说：“我记得。” 这一句话之后，没再多提。外头的天暗了，风吹过窗缝，吹得纸页沙沙响。他伸手压住纸角，又继续看文件。 胡宗南后来去了台湾，没再上战场，也没再带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