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岁的王某2023年应聘为远洋渔船船员，出海后因严重晕船、居住环境恶劣等原因在公海自缢身亡，遗体3个月后才返港。渔业公司与王某母亲签订协议赔偿21万元，但其家属以赔偿过低、母亲无权代签为由诉请200余万元，宁波海事法院最终驳回诉求。本文结合案件细节解析法律依据，梳理争议焦点，带大家看懂这起案件背后的法律逻辑。（来源：红星新闻） 一、悲剧始末：从出海到身亡，43岁船员的最后时光 1980年出生的王某，2023年3月通过船员服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被派遣到远洋渔业公司的渔船上，在公海从事金枪鱼打捞工作。谁也没想到，这趟出海竟成了他的终点。 出海后，王某出现严重晕船反应，风浪大时吐得根本停不下来，想吃东西却一吃就吐，甚至吐出胆水，身体状态越来越差。更难熬的是居住条件：他被安排在机舱旁的杂物间，里面堆着灭火器、消防水管，不仅没空调，还满是噪音。据同船船员证实，搬到杂物间后，王某精神状态明显异常，用手、瓶子敲脑袋，甚至用头撞墙。 雪上加霜的是，渔船上没有医护人员，船员每天要工作至少12小时，中午还没有休息时间。2023年5月15日，王某在船舱内自缢身亡，直到3个月后的8月16日，他的遗体才由运输船运回国内。 事故发生后，船员服务公司和远洋渔业公司与王某母亲达成调解，一次性补偿20万元加1万元交通补助，共计21万元。但事后王某家属提出异议，认为赔偿金额过低，且母亲无权代表三个子女签字，将两家公司告上法院，索赔200余万元。 二、法院为何驳回诉求？这两个法律点是关键 宁波海事法院驳回诉求的判决，并非“不近人情”，而是严格依据法律作出的认定，核心落在两个关键点上。 1. 自缢身亡，公司无过错则不担责 法院审理时明确引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 这一条的核心是，只要损害是受害人故意导致，且对方没有侵权行为或明显过错，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中，海警局已认定王某为自缢身亡，王某家人也对此确认。更关键的是，没有证据能证明两家公司存在侵权行为——虽然渔船居住环境差、无医护人员、工作时间长，但这些情况与王某自缢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因果关系，无法认定公司存在导致其自杀的明显过错。简单说，公司提供的条件或许不尽如人意，但这并不等同于“逼死”了王某。 2. 多方见证的调解协议，不能随意反悔 王某家属提出“母亲无权代签”“协议显失公平”，但法院并未认可。从法律层面看，这涉及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一条，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本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协议签订前，王某多名家属都参与了沟通协调，还有海警局、公安、法院等多个部门在场见证，最终在矛盾调解中心达成一致后签字。这种情况下，家属主张公司“乘人之危”显然缺乏事实依据。 至于“代签效力”问题，虽然家事代理权通常限于日常小额开支，但在多名家属在场且多部门见证的情况下，母亲的签字可视为家属集体意志的体现，并非单独越权行为。法院因此认定协议合法有效，21万元补偿并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 三、争议焦点：21万 vs 200万，赔偿金额差在哪？ 案件引发的最大讨论，莫过于赔偿金额的巨大差距。家属认为21万太少，是因为参考了海上人身损害的常规赔偿标准。 根据行业建议标准，船员因公死亡的赔偿常采用“工伤保险+一次性补偿”模式，40岁以上船员可按60个月在船工资补偿，若月工资按1.5万元上限计算，仅此项就达90万元。而统一城乡赔偿标准后，仅死亡赔偿金一项，城镇标准通常就超百万元，加上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总额确实可能达到200万元左右。 但公司方的21万元“补偿”与家属主张的“赔偿”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基于人道主义的自愿补偿，后者则是基于侵权责任的法定赔偿。法院已认定公司无过错，自然无需承担法定赔偿责任，21万元补偿也就不存在“过低”的问题。这就好比，别人自愿给的慰问款，不能按法定赔偿标准要求补足差额。 结论：法律无错，但人心有憾？这场讨论该继续 从法律角度看，法院的判决逻辑清晰、依据明确：自缢身亡属受害人故意，公司无过错则无赔偿责任，多方见证的调解协议应受尊重。但法律的终点，或许是更复杂讨论的起点。 有网友认为：“虽然法律上公司没责任，但渔船条件差、缺医护、工作时间长，难道不是压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有网友反驳：“成年人要对自己负责，晕船可以申请返航，自杀不能怪公司。”还有人关注到被扶养人权益：“三个孩子的生活费怎么办？21万确实不够支撑太久。” 这场悲剧里，没有绝对的赢家。或许我们更该思考：远洋船员的身心保障如何加强？事前的健康筛查、船上的医疗配置、心理疏导机制，这些是不是比事后的赔偿纠纷更重要？你觉得法院的判决合理吗？渔船公司是否该承担更多责任？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