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昀|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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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的93号公路上，霓虹灯闪烁着诺华、Vertex、赛默飞的标志；这条路是全球最密集的生物医药走廊。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上海也有着同样的景致。
世界生物产业高地波士顿已发展近30年，而中国生物制药真正起飞则始于2015年药监改革，仅有十年的时间。
在过去十年里，上海已成为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的重要代表城市。从上海到波士顿的航线，成为中美跨国公司和biotech企业人士最频繁的商务旅行路线之一。在十几个小时、3万英尺的高空上，笔记本屏幕闪烁着他们的PPT：从BD（商业合作、许可授权）、CRO（合同研究组织）到临床试验和研发外包；以及创始人们在两个城市设立工作站点的记录，无所不包，涉及了生物制药产业链的全过程。
两座城市的相似并不偶然：在繁荣的生物医药产业背后，是大药企的逐步扎根、越来越多的资本进驻和丰富的科研临床资源。
但两者也有关键的不同。一名美国投资人提到：波士顿的它生态不是刻意打造的，它是自然形成的。先有麻省理工、哈佛这种和医院结合得非常紧密的大学，然后才慢慢有pharma进来，尽管波士顿政府有引导大药企进驻的税收刺激，但政府主导并非关键因素。
而上海采用的则是“强政府+活市场”的模式。正如一名在相关部门任职的人士提到：上海生物制药产业的迅速发展，主要靠的是自然的因素叠加上政策改革的力量。
这使得使上海在短短十年间，从仿制药之城成长为创新药高地。2024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近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制造业超2000亿，服务业约1400亿，其余为商业批发板块。
在波士顿生活近三十年，曾在跨国药企和CRO龙头药明康德工作，橙帆医药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李竞说到：“上海大量生物医药类企业的发展，得益于成熟的工业理念、工作流程，甚至企业管理。诸多工业化因素，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了生物医药企业落脚的最好选择。”
在过去十年里，上海张江、漕河泾和外高桥，阿斯利康、罗氏、赛诺菲、礼来、辉瑞、诺华等全球巨头已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或创新基地，带动本地CRO、CDMO、医疗器械企业同步成长；
而中国的本土药企也是风景的一部分：上海不仅有君实生物、再鼎医药、和黄医药、天境生物这样在黄浦江畔设立总部的国内头部药企；像齐鲁制药、正大天晴、恒瑞这样的“外地”企业也正在把研发资源一点点搬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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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企业的进驻：盘活科研、人才和资本
三十年前，波士顿还只是一个安静的大学城。麻省理工和哈佛虽科研顶尖，但新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速度缓慢。那时候，剑桥镇只有少数冒险型小药企——Biogen、Genzyme——在悄悄尝试创新。
美国生物技术的重心在三藩市，大型药厂却扎根新泽西。然而，新泽西的税收政策和政治变动频繁，大公司纷纷外迁。进入2000年代，波士顿的命运开始转折：2002年，诺华在波士顿剑桥设立研发重心，成为标志性事件；2008年，州长DevalPatrick推出《生命科学法案》，承诺投10亿美元发展本地生物技术产业，政府的支持成为关键助推力。
随后，辉瑞、默克、罗氏、强生、诺和诺德等大企业陆续在波士顿落子，建立研发中心和综合实验基地。教授和科研人员的小型创业团队也得以融入这股洪流。一位投资人回忆：“跨国企业来了，研发和创业人才开始流动，整个城市的生物医药生态瞬间活跃起来。”曾经默默无闻的剑桥镇，瞬间成为全球生物制药创新的中心。
当产业人才进驻，大学体系的创新性一下子被放大。
哈佛已有三百多年历史，MIT也有一百五十多年，两所大学在科研、工程和医学上的积累，为整个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VC为什么也比较喜欢投波士顿的项目，就是大学可以生产很多早期项目，共投资人挑选。与其说他们投资的是技术，不如说是投人才：即使某一技术他开发失败，但是这些人才能把新的东西做起来。”上述美国投资人说到。
随着早期公司规模增长，科研人员与创业团队带动了对实验室空间、专门化服务、产业链配套、以及人才的需求。剑桥的KendallSquare从曾经的废旧仓库区，逐步演变为生物科技高密度区。
资本和资源逐渐形成流动。一些大药企也看到了蕴含在科研中的机会。
如今，波士顿几所大学的教授创业已经并不罕见。在和资本与药企的交流中，教授们对监管、CMC和产业化已有了较深的了解，因此从实验室到初创企业的转化效率极高。
而对于上海来说，故事的因果有所相似。
上海也经历了同样的历程，先有高校资源和科研结构，然后大药企进驻带动产业链发展。
上海科委生物医药处副处长朱镕谈到：“上海本身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自开埠以来一直外向型的海派文化，这吸引了很多跨国企业总部落户上海。对于医药企业来说，更吸引他们的有两点：一是市场，国内市场华东片区非常重要，上海不仅有3000万本地人口，还覆盖周边长三角就医人口，尤其是疑难杂症和新药的市场在上海较为集中；二是创新能力，除了高校院所集中，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上海临床试验水平比较高，多中心临床（MRCT）等临床实验水平也比较高，再加上各类人才集聚，所以他们愿意在上海布局。”
李竞同样认为，波士顿和上海有许多相似的特质。波士顿的创新生态并非刻意打造，而是随着大学、医院和产业的自然联动逐渐形成的；而上海，也正在出现类似的集聚效应——优秀的人才不断涌入，科研与产业之间的连接越来越紧密。
“波士顿的优势在于人才密度，而上海这几年也在快速接近这种状态。”李竞说。无论是科研机构、创业团队还是跨国药企，大家都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协作，愿意把新的理念、流程和管理经验不断带入产业实践。
他特别提到，如今越来越多的海归科学家选择在上海定居、创业，说明这座城市的包容性、生活便利度和产业土壤正在形成正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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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效率、转化加速度
波士顿与上海，都被公认为对创新药最友好的城市。
在创新生态的所有环节中，与科研机构和医院的合作是否顺畅，恐怕是最关键的一项。
波士顿的生物医药生态并不是人为刻意规划出来的，而是一种自然形成的创新系统。
更重要的是，波士顿的大学和医院之间合作紧密。许多著名医院，如麻省总医院（MassGeneralHospital）、布莱根妇女医院（BrighamandWomen’sHospital）等，都是哈佛和MIT联合创办或深度合作的机构。可以说，这里的科研—临床—产业之间，天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创新链条。
在美国，医药行业的生态决定了学术医院里的临床教授，在临床指南、科室路径和处方习惯中拥有极高的话语权。项目研究者能够直接影响药品的应用与销售，这条从实验室到市场的通道是完全开放的。
与此同时，波士顿的创新药企与医院之间还有另一个“牵线人”——资本。许多学术医疗系统设有自有的风投或私募部门，直接投资早期企业，或将医院的科研发明通过孵化推向市场。通过“医院投资—临床验证—处方使用”这一闭环，波士顿有效降低了新药商业化早期的市场进入壁垒。
而在上海，政策驱动进一步助力。
仁东医学CEO金鸽所在的公司专注于泌尿肿瘤和精准诊断方向的医疗器械与检测试剂产品。与创新药动辄数年的研发周期不同，医疗器械的转化链条更短。仁东从2015年成立起，便与中科院健康所共建专家院士工作站，与交大仁济医院联合开发三类诊断试剂盒，完成了从科研到产品的全流程落地。
在金鸽看来，上海科研人员普遍具备“理工科思维”和“工程师文化”，科研成果更容易向技术应用和产品转化延伸。“比如交大系的医院，天然具备医工结合的逻辑，从实验室到临床转化落地都比较顺畅。”她说。
当然，即便学术资源丰富，如何建立更清晰的利益机制，让科研院所、临床医生与企业形成真正的协同闭环，仍是各地都面临的挑战。
在机制层面，上海的临床转化体系具有系统性：申康体系推动临床资源整合，院校共建科研平台，企业通过购买高校专利加速成果产业化——“仁东就买了交大医学院的几个专利。”金鸽提到，“从专利起草开始，基础科学家、临床专家与企业应用端就反复沟通，一直到产品落地。”
除政策外，波士顿与上海都拥有让全球羡慕的临床资源。
波士顿的大学大多拥有附属医院：MassGeneral、BrighamandWomen’s、Dana-Farber、BostonChildren’s等，这些医院拥有庞大的患者群与专业研究团队。药企只需签约合作，就能高效完成临床入组，获得高质量数据。
而在上海，优势在于体系化和国际接轨水平。“就多中心临床实验和大PI的水平而言，上海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朱镕表示，“因此，很多外资药企都愿意落户上海。”
目前，上海临床机构的项目管理标准已与ICH接轨，这意味着跨国药企在开展全球多中心试验时，可以直接将上海中心纳入全球研究网络（GlobalStudyNetwork），无需额外培训或制度修订，大幅节省时间与成本。2021—2025年8月，上海医院牵头或参与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项目达1688项。
选择回国创业的李竞，首选一直是上海，即便上海的硬件成本不是最低的。他在意的是“隐形的竞争力”。他认为，中国不同地区在商业化氛围上差异明显，而长三角地区——尤其是上海——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并具国际化特征的创新环境。“营商环境开放、专业氛围浓厚，与国际规则的衔接度高，产业协作和资本支持的体系也更完整。”
他提到，自己接触过大量投资人，其中许多人在上海扎根超过二十年。上海的生物医药投资机构数量庞大，从风险投资（VC）、产业基金到保险系资本，都在参与创新药领域的布局。而在波士顿，情况也是如此，这里吸引了全美乃至全球的投资人。即使许多基金总部在加州或芝加哥，它们真正重点布局的项目往往都在波士顿。
“资本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资本走，”李竞说，“这一点在上海体现得尤其明显。资本活跃度高，也让整个产业的成长速度更快。”
他指出，虽然上海在科研院校方面相对不如波士顿那样密集，但产业化能力和投资配套更强。这里既有稳定的创业环境，又有足够多的专业团队与资源平台，使得科研成果更容易走向商业化。
“上海的优势，是一个成熟的营商体系和快速反应的资本体系。这两者叠加在一起，让它成为中国最接近国际创新生态的城市。”李竞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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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VS波士顿：差距和优势
波士顿与上海两座城市，虽然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上有共同点：人才密度高、市场开放度够；但不同的是，前者主要靠自然积累，后者主要靠系统推动。
两种路径，各有优劣：波士顿模式意味着稳定与原创性，但其高成本、高门槛和低效率的临床试验也成为其挑战；上海模式带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和极高的临床效率，但其原始创新能力、本土大学转化效率，仍需时间检验。
此外，还有更关键的一个环节：在九死一生、投入甚巨的创新药领域，资本的角色极为重要。尤其是在过去两年，中国生物制药在高速发展中经历了第一个下行期寒冬。
而在美国，资本市场更加成熟，允许失败。一个基金通常会投十几个项目，不可能每个都成功。投资人知道，有一部分项目会失败，但只要其中几个成功、甚至一个爆发式增长，就足以覆盖损失并带来高额回报。
这种机制也使得美国投资环境更宽容，更愿意让创新自然发生。
“一个项目失败了没关系，只要人才优秀，下一次他们仍会得到投资，因为这些人往往能再做出新的项目。”上述美国投资人表示。
这种投资风气在波士顿这座城市得到了强化：由于生物制药行业的特殊性，这座城市的投资人比起硅谷的同行们更有耐心。很多当地企业都得到了“机会基金”（opportunityfund）的支持，这种补充型投资模式可以确保一些初创企业在早期成长期阶段能够不断得到跟投。即使环境不景气或项目时间超过预期，这种后续支持也可以确保一些有潜力的公司不会因此死掉。而在中国创新药投资领域，国资一度因“求稳”被企业诟病。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国家大基金在创新药孵化方面作用发挥不充分，政府基金考核机制是一个重要原因。“考核机制过于注重短期的财务回报，使得基金管理人在投资时过于谨慎，不敢轻易投入高风险的创新药项目。”
同时，和波士顿丰富的投资模式相比，上海创新药企业的融资手段比较单一。一众企尚未盈利公司不断排队港股IPO：一旦上市成为唯一目标，企业容易为了满足估值或财报要求，而在研发阶段就追求短期可见成果。
为了活下去，还有不少企业选择在药物价值杠杆较小的早期阶段进行交易，错过了使企业大幅升值、成为biopharma的未来机会；国内投资人和创始人签订的对赌协议、回购条款让创业者承担极高压力，一旦周期不佳，项目失败就可能陷入困境。
以上种种造成了上海在生物医药产业上和波士顿的差距：企业成长上限有时被限制、创新具有“讨好资本”的倾向，从而在原创性和前沿性上有所落后。
上海在投资方面，反思了创新药产业的特点，近期出了一系列举措。从2024年开始，成立了总投入225亿的生物医药先导产业基金。该基金有两个作用：一是可以直接投资，二是作为LP撬动社会资本。去年至今年，已经撬动了13个子基金，撬动规模约为原始基金的五倍多。
通过国资基金撬动多元资本后，上海希望在早期biotech市场上的不足得到改善。“国资基金的参与覆盖全链条，包括早期VC、PE到后期产业并购、S基金等。未来产业基金，偏向早期前沿项目，而先导产业基金构建生物医药产业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阵。”朱镕表示。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上海的强项在于效率与成本，这是它能吸引国际化投资、最大程度实现国内产业链出海的关键。张江高科汇聚了全球多家顶级药企，以及大大小小的本土企业，这形成了“临床—制造—数据—资本”全链条集聚效应，使企业能够从候选分子到市场推广全流程布局。同时在临床阶段和审批阶段，政策的红利和人才的集中，也都加快了各环节响应速度，使这座城市成为了一片能“最快出成果”的宝地。
中国临床效率，已成为国际生物制药公开的秘密。
一家美国罕见病企业，在做临床试验阶段发现“在中国一个科室、一个医生就可能有三千名患者。这种集中度让临床入组变得高效得多。而一个美国医生，手头只有十几个病人，还有十家公司抢。”中国的患者数量多得惊人，而且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型儿童医院——仅在上海就有复旦儿童医院、同济医院、中山医院。
一款药物，利用中国平台能将全球研发时间表缩短近一年。朱镕提到，曾经有从业者都对两个城市的临床效率做过比较：“他说一个临床前CRO的订单，在波士顿需要一个礼拜以后才能得到答复，但在上海就可以立马得到结果。”她解释道：这主要是因为在波士顿的任何合作都需要市场的介入和调节，但在上海可以依靠政府去匹配最合适的资源。
在政策层面上，上海非常重视临床资源的布局，不断投入建设研究型医院和研究型病床，配套硬件、软件及职称评审制度，专门为临床人员提供职称评审和培训。同时，也在建设队列、建立生物样本和数据中心。
总的来说，上海和波士顿的差距在于市场化资本的支持强度，而优势在于临床工作的效率。但随着接轨和融合的加深，从波士顿到上海，两种模式正在彼此靠近。
一个靠时间积淀出稳定生态，一个靠制度与速度催生新格局。
当资本、政策与科研在上海形成良性循环，当创新者被允许在失败中积累经验，也许下一个三十年的故事，就将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