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主要是：在唐中宗年间，朝廷在边镇设置节度使，为常设的军事长官。 安史之乱这事，要说根子，就是唐朝把军权给撒出去了，地方上接着了，中央再也收不回来，乱子就这么来的，安禄山反不反，那是个结果，不是原因，他背后那套帝国的玩法，早就跑偏了，该管事的人闲着，能干事的人没人理。 节度使这玩意儿，一开始就是个临时的，边疆有事，派个人去，带着兵，打完了就撤，后来到了中宗玄宗那会儿，味道就变了，开元年间，玄宗嫌换人太折腾，干脆把节度使变成了固定岗位，一个人长期管一大片地，兵权，钱粮，民政，他都能插手。 看着是省事了，其实是中央把自己的权力往外扔，开元末年，全国十来个节度使，手里攥着四十多万兵，有的人一个人就管好几个军镇，手下几万兵马，跟自己家养的差不多，军政财三权合一，活脱脱的地方土皇帝。 中央为什么敢这么玩，玄宗觉得武将搞不懂政治，兵权给他们也翻不了天，有文官压着，中书省那帮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只要朝廷里头稳住，地方上闹不起来，可问题是，那帮人不是不想闹，是没机会闹，安禄山就是踩着这么个空子，一步步往上爬。 安禄山这人，粟特胡人，小时候没妈，在东北边地混出来的兵痞子，但他会来事，嘴巴甜，还特能演，胡语汉语突厥语张口就来，在军队里靠着拍马屁混得风生水起，后来让他碰上了唐玄宗和杨贵妃，命就活了，玄宗就喜欢他这种能演的武将，安禄山装傻充愣，扮忠心，杨贵妃那边他也哄得好，认了干娘，朝里上上下下都当他是自己人。 安禄山造反前，一个人就顶着范阳，平卢，河东三个节度使的帽子，整个北方军事重地都在他手里，十几万兵马，粮草补给，战马基地，全是他自己人管着，自己掏钱养兵，自己搞训练，自己调动，中央想查个账都费劲。 更要命的是，朝廷还一个劲给他加官进爵，李林甫在的时候，心里明白这人有鬼，也懒得动他，算是养虎为患，等李林甫一死，杨国忠跟安禄山就掐上了，矛盾一下就爆了，安禄山本来还想着等玄宗老了再动手，结果杨国忠天天盯着他，扣他军饷，派人监视，还想削他的兵权，安禄山一看这架势，自己再不动手，别人就要动手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他起兵这事也不是一拍脑袋，准备了十几年，就是一场军事政变，755年，安禄山扯着“奉密诏诛杨国忠”的旗号，从范阳带着兵就往南打，号称二十万大军，历史上叫安史之乱，这名头一听就不是临时起意，范阳到长安两千多里地，中间没多少像样的防守，几个月洛阳就丢了，他自己当了燕帝，朝廷调兵，一开始谁也打不过他，大唐攒了几十年的家底，几乎一夜之间就给败光了。 节度使该出兵了，有的节度使根本不动，唐玄宗这才看明白，自己手底下这些兵，压根不是“皇帝的兵”，都是人家各个节度使自己养的，根本指挥不动，有的甚至还跟安禄山有交情，出工不出力，安史之乱一打就是八年，最后虽然平了，唐朝的元气也没了，钱袋子空了，人心也散了，盛世彻底翻篇了。 乱平了之后唐朝怎么办，只能接着让步，把更多的节度使合法化，给地盘给官职，变相把反贼和倒戈的将领收编了，就图个安稳，结果节度使的势力更大了，后来什么河朔三镇，藩镇割据，中央彻底管不住了，皇帝成了个摆设，中晚唐就是宦官，军头，节度使轮流坐庄，开元盛世再也回不去了。 安史之乱的根子，不是安禄山有多厉害，是唐朝的制度自己出了大漏子，节度使制度本来是为了守边疆临时用的，后来统治者自己害怕，慢慢就养成了个自己控制不住的怪物，安禄山只是运气最好，胆子最大，手腕最硬，捡着了这个机会，最讽刺的地方，唐玄宗最信任他，让他住宫里，给他修宅子，派太监伺候他，最后就是他亲手养的兵，把自己的国给砸烂了。 这事根本不是谁好谁坏，是唐朝用一个盛世的幻觉，拖着一个快烂掉的制度往前走，指望用皇帝的个人魅力压住将军，用文官去平衡武将，结果权力早就滑到地方去了，再也收不回来了，安禄山，史思明，哥舒翰，李光弼，郭子仪，这些人打的是半个唐朝的内战，也差点把自己的命都给打没了。 制度从内部垮了，不是农民起义，也不是外敌入侵，最要命的是自己的兵不听自己的话，安史之乱以后，大唐还撑了一百多年，但骨架子已经空了，那场乱，不只是一场战争，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帝国最深的那道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