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钱学森整日躺在床上，很少说话，家人都以为他得了老年痴呆，于是找来医生检查，医生询问：“钱老，100 减 7 等于几？” 谁料，钱老听后怒声呵斥道：“你知道你问的是谁？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没想到，这句话却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一个普通老头儿躺在床上，话都不多说，家人心里直打鼓，以为是年纪大了脑子出毛病。医生来一问“100减7等于几”，谁知老头儿火了，吼出一句“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屋里人全乐了。这事儿听着像段子，可它真发生在我们国家科技巨匠身上，藏着多少心酸和骄傲？ 钱学森同志晚年那几年，身体真是不行了，大多时候就那么躺在病床上度日。房间里头简单得很，墙边搁着个书架，上面堆满了他一辈子摸爬滚打的那些专业书刊，这些是科研单位专门给他弄的，好让他随时能瞧瞧那些老伙计。光线调得匀称，窗帘拉一半，免得晃眼。他就这样躺着，眼睛有时瞟向书架，停半天不动弹。 身边人慢慢觉得不对劲，这位过去在会上讲起导弹航向头头是道的老领导，现在话少得可怜，白天里基本就安静着。新来的护士私下跟同事嘀咕，说钱老精神头好像跟不上了。这种话传着传着，大家都开始担心起来。说到底，那时候医疗条件还没现在这么细致，对老人家身体变化的了解也有限，看到年纪一大把的人不爱搭理事儿，就容易往坏处想。 实际情况呢，1994年钱学森同志被查出膀胱癌，当时他已经83岁了。手术做了，及时是及时，可人一下子就虚了。术后没多久，腰椎又出问题，骨头脆得不行，稍微动弹就疼。工作人员说，他后几年基本没下过床，翻书都得让人帮着，体力早就不行了。那个年代，社会上对这些老科学家的状况认识不多，看到他们安静寡言，就总觉得是不是脑子糊涂了。其实不止钱学森同志，当时好多离休老专家都这样，专心琢磨事儿时，对外头的声音反应慢点，就被误会了。 这种关切也正常，谁不心疼呢？钱学森同志为国家搞出第一枚导弹，那贡献搁谁身上都得让人念叨一辈子。家人和医护商量着，得找专业医生瞧瞧，免得真有啥隐患。结果，就安排了那次检查，在301医院。医生赵聚春同志负责，手里拿着张表格，轻声说要配合个简单评估。 检查那天，阳光从窗户洒进来，屋里亮堂堂的。钱学森同志坐在轮椅上，膝头盖着毯子，头发梳得齐齐的。赵医生先问基本指标，量了血压啥的，然后坐直了问：“钱老，100减7是多少？”钱学森同志没犹豫，直接说“93”。赵医生点点头，又问：“93再减7呢？”老人家还是快得很，“86”。 赵医生正要接着问下一个，钱学森同志忽然声音大了点，带着不快说：“你知道对面坐着的是谁吗？我是钱学森啊！”屋里一下子静了，窗外鸟叫声都听得清。几秒钟后，有人先笑出声来，护士也跟着，笑声就这么传开了。赵医生也乐了，说钱老脑子清醒着呢，大家多心了。这笑不是取笑，是松了口气，原来这位老英雄神志清楚得很。 检查报告写得明白，认知功能正常，先前那些担心纯属多余。钱学森同志那股子倔劲儿，也让人想起他一辈子为国奉献的模样。从导弹到系统工程，他脑子里装的都是国家大事。身体垮了，可对科学的劲头没减。卧床那十五年，从1994到2009，他让助手念最新期刊，听到关键地方就插话，给出主意，让人记下来上报。那些建议，从电动车发展到沙漠治理，每条都想得细致入微。 1999年，国家给“两弹一星”功勋奖，他没法去领，家人把照片拿床边，他盯着看了半天，眼里亮堂堂的。护理人员说，那是他少有的开心模样。科学界这种事儿多着呢，像周培源同志晚年钻相对论，一个人坐书房发呆，家人还以为不舒服，后来才知道他在推公式。那些老科学家不是糊涂，只是心都扑在事业上，对闲事儿不那么上心。 钱学森同志的经历，说白了就是我们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缩影。他从美国回来，顶着压力建起导弹基地，那精神搁现在也鼓舞人。晚年这点小插曲，反倒让人更敬重他。社会进步了，现在对老人健康的关注细多了，不会轻易误会。可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医疗和认知水平，也在一步步赶上。钱学森同志走了十五年，可他的故事还在提醒我们，科学精神不是年纪的事儿，是骨子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