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寒微，德国东亚文学与文化教授，欧亚文化系统研究所所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欢迎来上海参加世界中国学大会！您研究现代化进程，关于中国的现代化，您认为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什么？您怎么看“中国式现代化”？

施寒微：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世界、甚至日本曾经的工业化进程有相似之处。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在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上，在很多领域借鉴了其他国家的经验，比如汽车产业和各类现代技术，很多最开始都源自外部。但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将这种“现代化”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说，这种现代化与中国的世界观、中华文化、中国传统相契合。

与此同时，中国也需要思考自己选择的这条发展道路。我们不能仅凭中国、美国、欧洲等的经验，就断定这条道路适用于全球所有地区。但我相信，中国有能力探索并开创出一种新方式，让全人类共享地球的资源与财富，这是一种愿景。我是欧洲人，我认为欧洲也应当探索新路径，更好地适应我们当下所处的环境。非洲、南美洲也有很多人希望中国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共同分享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智慧经验。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不少人关注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提升，您认为当前中国是如何参与全球治理的？

施寒微：我认为中国仍在不断思考和探索这一问题。中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和立场，它希望与所有邻国保持良好关系。中国不会准备战争，而是希望生活在和平与繁荣之中，保障中国人民的福祉。由于中国已是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发展依赖海外市场。因此，中国必须根据这一现实调整经济策略，增强自身实力。但我坚信，中国会逐步形成并完善自己的全球治理立场，而且这一立场还会不断发展，未来它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还会更加重要。

中国兼顾自身的利益并非易事。但我希望中国有更多了解世界、掌握各国语言的人才，成为优秀的外交官，为构建未来的全球秩序而谈判。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其实已走在许多国家前列。因为没有哪个国家的民众，尤其年轻人，像中国的这样，拥有开放的心态和全球视野。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学习，也需要不断重新思考自身在世界中的角色，并持续调整定位。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从古至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文明对话经历了怎样的演变？您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施寒微：几个世纪前，欧洲人其实非常推崇中国。他们看到中国在很多领域都很先进。但到了19世纪，中国逐渐走向衰落，欧洲开始试图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中国。20世纪，中国开始寻找自身的定位。

我认为，中国如今正处于重新定义自身的关键时期，希望凭借自身实力，在国际政治中找到新角色，适应新环境。这在四五十年前是不可能实现的，但现在已经具备了条件，这就是当下的新形势。我坚信，中国能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对中国仍有一些误解，比如认为中国是“侵略性国家”，或是“只追求自身利益”，甚至有人声称“中国要征服世界”。这些都是严重的误解。中国并非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所谓的“帝国”，而是一个现代国家，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大国希望在人类共享地球资源与可能性的现代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新角色。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那您认为，采取哪些措施能有效消除这些误解，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

施寒微：这确实不容易，但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努力。首先，我们应当培养“全球开放视野”。其次，针对尚未解决的全球性议题，如北极治理、外空利用、海洋污染防治等，我们应努力达成共识。中国应在为全人类制定共同规则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欧洲等传统大国也应参与进来，通过谈判为所有国家找到解决方案。印度、非洲大陆等许多地方也不应被排除在外。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当前德国国内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如何？

施寒微：德国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本质上讲，它既具有思想解放与启蒙的属性，但也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20世纪下半叶，德国汉学深受美国学术界的影响，而在1989年之前的东德，汉学研究还受到苏联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各类学术流派，对德国汉学的相关讨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相关学术讨论的方向发生了转变。但我觉得遗憾的是，在所谓“当前制度竞争”的背景下，各方对历史经验与集体记忆的认知都受到了干扰，已变得模糊。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这种“干扰”和“模糊”具体指的是什么？

施寒微：要详细阐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因为“模糊”本身就意味着认知不清晰。不过可以举个例子，在欧洲内部，我们并未真正坦诚地面对自己过去在某些领域的所作所为。比如一些国家在历史上扮演过不同角色，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即便在当下，各国的利益分歧依然存在，但这些问题却很少被公开讨论，往往只是被轻描淡写地带过。此外，欧洲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新的“反欧洲一体化”情绪，这些都不利于展开学术的讨论。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您在目前的中国学研究中比较关注哪些议题？

施寒微：作为一名德国人和欧洲人，我自然会思考欧洲在世界中的角色。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迈入后帝国、后殖民时代，如果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秩序，那么所有国家和政府都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尤其是欧洲，需要重新定位自身，不是成为“欧洲合众国”（aUnitedStatesofEurope），而是构建一个“区域联合体式的欧洲”（aEuropeofregions）。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范围内的动荡局势及整体面临的挑战，并采取应对措施。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如何理解欧洲的这种“重新定位”？

施寒微：欧洲曾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在美洲、亚洲、非洲等地都拥有殖民地。但二战后，欧洲一直试图重新确立自身定位，却未能在所有方面都取得成功。这意味着欧洲必须彻底摒弃殖民历史和帝国传统，将自身重新定义为多个国家的联合体。不过我更倾向于用“区域”来描述，这些区域在历史上本就是构成欧洲的基础单元。我认为，“欧洲合众国”甚至“欧洲联合国”的构想，实际上并不可行。而且从当前情况来看，欧洲内部仍存在诸多矛盾。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是什么激发了您对中国研究的兴趣？您还记得第一次来中国的印象与感受吗？

施寒微：当然记得。我开始研究中国、学习中文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我就意识到，欧洲并非世界的全部，除了欧洲，还有其他伟大的文明。选择研究中国其实有点偶然（笑），因为我当时居住的地方附近，有一所大学设有汉学研究所，于是我就开始学习中文，包括古汉语和普通话。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3年。最初，我对中国古代哲学家很感兴趣，尤其关注他们对“语言”的思考，比如“语言是什么”“语言的意义是什么”这类问题。后来，我偶然读到一篇译文，是南朝梁武帝时期关于“神不灭论”的辩论文献。当时的学者们在讨论“佛教是否适合中国”“‘不朽’的概念对中国是好是坏”，这场辩论非常有意思。

也正是通过这篇文献，我意识到中国历史上一直善于吸收外来思想，并会对这些思想进行深入讨论，并思考它们是否适合中国、是否应该被接纳。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史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领域，我们知道佛教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历史，发掘其中的丰富内涵。当然，欧洲的思想史上也有很多宝贵遗产。通过这样的交流，我们能在不同文明之间搭建更广阔的对话平台，为构建人类共同的未来做好准备。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那您的古汉语水平一定很不错？

施寒微：不好说（笑），毕竟古汉语涵盖的范围太广了。不过在很多情况下，我能阅读古汉语文献，也做过一些翻译工作。您知道吗？我还写过一本《中国文学史大纲》，中文译本已经出版了，用的是我的中文名字“施寒微”。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是的，您的中文名很美。

施寒微：谢谢你。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能否谈谈您近期的研究项目？

施寒微：我目前的研究重心再次回到了“欧洲作为后殖民文化区域，应如何定位自身”这一问题上，就像我前面和你说的，欧洲不应成为“欧洲合众国”，而应是“欧洲共同体”或“欧盟”。当然，我也始终关注中国在文化、文学、精神及哲学领域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东亚重要精神思潮的佛教，具有特殊地位。正因如此，我刚刚完成了一部关于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栏目主编：王珍文字编辑：郭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