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上海知青值夜班的时候，抓住一个偷粮食的寡 妇。谁知，他用肩膀撞一下光棍村民，说：“哥，要不你去帮帮她？”然而，寡 妇却吓了一大跳，瞬间涨红着脸，低着头流下眼泪。 王国庆是1968年底从上海下乡到陕北延川县的知青，那年他还不满二十岁。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上千万城市知识青年被组织到农村劳动，王国庆就是其中普通的一员。他家住虹口区的石库门弄堂，父亲在纺织厂当技术员，母亲做街道工作，三个孩子挤在一间小房里过日子。出发那天是腊月，火车晃了两天两夜到延安，又坐拖拉机颠簸大半天才到村里。 陕北窑洞是黄土高原特有的居住形式，村民们在土崖上横向挖洞，深可达十多米。村里给知青们腾出几间土窑洞，炕是新盘的还透着潮气。王国庆跟几个男知青住一个窑洞，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开始不会使锄头，手上磨出血泡，陕北话也听不太懂。半年下来，白净的上海小伙子晒得黑瘦，手上全是老茧。 1969年秋收后，村里安排知青轮流值夜班看守粮仓。那年头粮食关系到全村人过冬吃饭，丢不得。王国庆跟村民张二富被安排在一起值班。张二富四十多岁，个子不高，干活卖力，就是不爱说话，一个人过了大半辈子没娶上媳妇。 农历九月初八那天夜里，月亮很圆。王国庆和张二富在打麦场上值夜班，后半夜时听见粮仓那边有动静。两人走过去一看，窑洞门半掩着，锁被撬开了，里面有烛光。一个瘦小的身影蹲在麻袋边上，正用瓢往布口袋里舀小米。走近了才看清，是村里的寡妇李秋菊。 李秋菊三十二岁，丈夫三年前生病死了，留下她和八岁的儿子。她没改嫁，靠挣工分和做针线活勉强过日子。村里人都知道她家困难，但偷粮食这种事，谁撞见都得管。看见王国庆和张二富，李秋菊手里的瓢掉在地上，溅起一片小米。她脸色煞白，身子抖得像筛糠，想站起来腿却软了，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掉。布口袋里装了七八斤粮食，有些散落在地上。 按规矩，偷粮食得报告生产队长，轻则批评罚工分，重则开大会批斗。可李秋菊这样子，实在让人不忍心。王国庆知道她的情况，上个月秋收时她累得晕倒在地里，被人抬回去的。张二富也认识李秋菊，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啥好。 王国庆看看李秋菊，又看看张二富，脑子里转了几圈。他在上海时虽然家里也不宽裕，但至少没饿过肚子，到了陕北才知道粮食对这里的人意味着什么。他想了想，忽然用肩膀轻轻碰了碰张二富，压低声音说了句让两人都没想到的话。 这话一出口，空气像凝固了。张二富愣住了，脸涨得通红，不知道该往哪儿看。李秋菊听见了，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脸涨得更红，更加低着头，眼泪流得更凶了。她双手抓着衣角，身体抖得更厉害。王国庆的意思很明白，他不是随口说说，而是在提一种可能——让张二富帮李秋菊，不是帮一时，而是帮一辈子。在农村，光棍汉娶带孩子的寡妇不算稀罕，但也得双方愿意，还得村里人不反对。 李秋菊偷粮食被抓，已经够丢人了，又听见这样的话，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张二富也不敢吭声，村里人都说他这辈子娶不上媳妇，他自己也认了。可王国庆这话，让他突然有了一丝希望，又觉得这希望太不真实。王国庆没多说，弯腰把散落的小米扫拢，帮李秋菊把布口袋系好递给她，让她先回去，表示这事儿不会跟队长说。 接下来几天，王国庆找了几个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聊天，旁敲侧击地提到李秋菊家困难，张二富一个人也苦，要是两家能搭伙过日子，也算互相有个照应。老人们觉得这主意不错，纷纷表示可以帮着说和。村里几个婆婆主动找李秋菊，说张二富是个老实人，干活踏实，虽然岁数大点但能过日子。李秋菊听了，脸红了半天，最后点了点头。 张二富知道李秋菊答应了，高兴得好几天睡不着。他开始往李秋菊家送柴火，帮着修漏雨的窑洞顶，给她儿子做了个木头陀螺。李秋菊看在眼里，慢慢有了底——这个男人虽然话不多，但心实在。1970年春天，两人办了酒席，婚礼很简单，摆了五桌，村里人都来了。王国庆帮忙张罗，跑前跑后。李秋菊儿子当场管张二富叫了声爹，张二富激动得眼眶都红了。 婚后的日子虽然还是紧巴，但比以前强多了。张二富干活更卖力，李秋菊在家操持家务，还养了几只鸡，日子总算有了个像样的过法。村里人也没拿偷粮食的事说闲话，大家都明白，那是实在没办法的事。 1970年到1976年间，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方式，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了94万工农兵大学生。1973年，王国庆被推荐上了工农兵大学，到上海读书。离开村子那天，张二富和李秋菊带着孩子来送他，塞给他一包炒熟的南瓜子。李秋菊眼眶红红的，说他是好人。王国庆摆摆手，让他们好好过日子就行。 大学毕业后，王国庆被分配回上海工作，在一家工厂当技术员。1980年代初，他回陕北探亲，专门去了趟村里。张二富和李秋菊还住在那个窑洞里，不过翻修过了，窗户换成了玻璃的。儿子已经娶了媳妇在县城打工，他们还添了个女儿。见到王国庆，张二富拉着他的手说了很多感谢的话，还杀了只鸡款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