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毛主席以575票当选新中国主席，距离“满票”仅缺一票，周总理找到毛主席，请示他是否将少的那一票当做废票，毛主席回答：“代表们有权选毛泽东，也有权不选毛泽东，缺一票就缺一票，没有关系。” （参考资料：2016-08-16 新湖南——1949年毛泽东当选主席时缺了一票） 1949年的金秋，当王仲方作为政协筹备会秘书处的负责人，在怀仁堂门口迎接各方代表时，他亲历的不仅是一个新国家的诞生仪式，更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共识”铸造过程。 这一过程远非一份宣言或一次选举所能概括，它交织着精心构建的象征、暗含张力的协商以及超越恩怨的联合，共同为新中国奠定了政治基石。 在全体会议上，共识首先以一种高度视觉化和仪式化的方式被呈现，当新疆代表赛福鼎将一顶维吾尔族花帽和一件长袍献给毛主席时，后者欣然接受并当场穿戴。 这一举动瞬间将抽象的“民族团结”理念转化为一个生动的画面，赢得了全场长时间的掌声，这不仅是对一个地区代表的尊重，更是新政权对多元一体国家格局的公开承诺。 历史的传承感则通过宋庆龄的出席得到了强化，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她的到来本身就构成了连接两个革命时代的桥梁。 发言时，一场因设备陈旧引发的突然断电，并未造成混乱，全场在黑暗中保持的肃静，以及她在电力恢复后从容继续演讲的风度，反而为这一历史时刻增添了某种庄严的宿命感。 此外，从京剧大师梅兰芳到文学巨匠巴金，文化艺术界名流的齐聚一堂，亦象征着知识阶层对新秩序的文化认同，最终，这场共识的构建在天安门广场的奠基仪式上达到高潮。 当全体代表在9月30日傍晚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挥锹培土时，他们共同参与了一个将个人汇入宏大革命历史叙事的最终仪式，将团结的象征意义永远镌刻在了新中国的中心。 然而，在这幅和谐的图景之下，共识的形成并非总是一帆风顺，选举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一核心环节，就暴露了程序严谨性与“完美预期”之间的内在张力。 尽管毛主席当选主席是众望所归，但在计票时却出现了意外：他的得票数比应到代表总数少了一票，这个微小瑕疵让高度紧张的工作人员大感意外，甚至有人提议将这张票视为废票，以确保一个“全票当选”的完美结果。 这个意外事件的处置过程，恰恰彰显了新政权处理内部张力的政治智慧，问题被逐级上报，从计票人员到周总理，最终请示到毛主席本人，他“缺一票就缺一票，代表有权不选”的回应，不仅为工作人员解了围，更重要的是，以最高领袖的姿态维护了选举程序的严肃性。 同样，在副主席人选的讨论中，高岗的提名在中共党内一度引发争议，部分人认为其资历尚浅，对此，毛主席亲自解释，强调这一提名是为了向对中国革命有过巨大贡献的陕甘宁边区人民致敬。 通过赋予一个人事任命更深远的政治象征意义，党内分歧得以弥合，这些插曲表明，共识并非静态的结论，而是在解决意外、协商分歧的动态过程中不断巩固的。 新政权共识最引人深思的维度，在于其惊人的包容性，与会者中，不仅有张治中、邵力子等不久前还在谈判桌对面的国民党代表，更有一位身份极其特殊的特邀代表——杨虎。 这位前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手上曾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却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无需签到便径直进入会场。 杨虎的出席，源于他后期在白色恐怖时期被策反，利用其特殊身份为中共提供了关键情报，甚至在解放上海战役中于家中设立秘密电台，立下奇功。 他的出现让包括王仲方在内的许多工作人员颇感诧异，但这恰恰体现了新政权“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的政治远见与胸怀。 这种联合超越了简单的历史清算，是一种着眼于未来的实用主义策略，旨在最大范围地凝聚人心，稳固初生的共和国，将昔日的对手乃至有血债的“灰色人物”纳入统一战线，正是这份共识坚实与广博的体现。 1949年那场奠定国基的会议，其所铸成的“共识”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体，它既有通过仪式精心塑造的象征性团结，也包含了在意外与分歧中通过协商化解的内在张力，更体现了超越历史恩怨的广泛政治包容。 正是这种象征、张力与联合的复杂交织，共同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实的政治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