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社会大学 袁汉民 1970年前后,宁夏地区高等教育开始实施“工农兵学员”招生政策,采取自己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方式选拔学生,学制为3年。这一时期,一些工厂也开始在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中招收工人,采取的办法也是“推荐与选拔”。我很羡慕工农兵大学生,即便到如今我都认为,工农兵大学生是国家建设和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支中坚力量。然而对我来说,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是求之而不能得到的。 1973年,各地又开始推荐、选拔招收本年度的工农兵大学生、中专生了。与往年不同之处,这年招生要求参加语文、政治、数理化的考试。一听说有考试这一程序,我就想去试试。报名者要求具有初中、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初中毕业生可以上中专,也可以上大学。由此可以判断,考试题目顶多是初三到高一的文化水平。这种考试对我来说显然是不在话下的,关键问题在于政治审查上。当时各种文件和报纸上都在说,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我自以为“表现很好”,于是报了名。但是反观周围,出身贫下中农、父母历史比较清白的子女如此众多,人家是“优先”的。 当年有位辽宁省考生,名字叫张铁生,因为抗洪、农忙等原因,没有时间复习好功课,考场上几乎交了“白卷”。张铁生不甘心失去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在试卷的背面即兴给招办领导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然后全国各大报转载了该信件。本来就很虚伪的文化考试,让“白卷”考生事件冲击得荡然无几,张铁生最后还是被录取了。虽然因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事件负有责任等问题,文革之后他被捕入狱,判刑,刑满释放后的张铁生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不枉他的女友等他出狱后完婚,后来成了一名企业家,发了大财。 就在我报名参加考试的前夕,又有一位美丽的女知青看中了我。她长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天生的双眼皮,瓜子脸,身材苗条。其实,在中宁中学的文化大革命时我就认识她,但是从未说过话。那时她是初中68届学生,1966年秋季升入中宁中学的初中部。1967年初夏,全国“红卫兵大串联”刚刚停止,但是北京还办理学生免费返程火车票。趁此之际,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到黄河北岸的石空火车站,扒火车去北京“考察”。我们刚扒上一节露天空车厢后,就听见火车头撞击车皮的声音,说明火车就要启动了。这时我见到有两个初中的女生也扒上这节车厢,火车已经缓慢移动了,这时后面的一位女生还在车厢的简易梯子的往上爬。我急忙上前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将她拉进了车厢。我们双方会意地一笑之后,就各自找自己的伙伴去了。她正是后来的这位美丽的女知青。“文革”之后,她下乡到我们大队(现在变为“村”)第2生产队(我家在9队)。不久后,在甘肃省关于“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报道的影响下,她家母亲及兄弟、妹妹也被从县城下放到我们大队的第5生产队当起农民。 起初,我不敢相信此等美事。于是我通过中间人捎话,要求与她本人面谈一次,谁知她竟然答应了,而且约会地点就选在她家。早晨家里人上班或出工了,兄弟、妹妹上学去了,就剩老奶奶在家休息,没人打扰。那天早晨我没有出工,骑着自行车赶到她家附近,远远看见他父亲推自行车要出门,到鸣沙街上班。我急忙骑自行车往路前方向走了一段后,又返回来。见我到了她家门口后,她马上把我让进屋,落座后给我倒茶。她还不时地端详我,弄得我一时不好意思。由于时间有限,我们很快就切入主题。我分析了彼此的生活处境之后说:“我们都想参加“工农兵大学生”推荐与考试。至于选拔,那是县招办领导与高校方面决定的事。如果我们都能如愿以偿,录取上大学,将来的生活、工作独立了,此事就好办了,但是这种机率很低;第二种情况,如果你能录取,我录取不上,这件事就算潦了,谢谢你的美意;第三种情况,如果我能录取,你没录取,我是不会变的;第四种情况,如果我们都没录取上,这件事一定要让你父母同意后再做决定,如果不同意也就潦了,我同样感谢你。”她连连点头,表示赞成。正要结束我们交谈时,她父亲下班回来,碰了个照面,我忙礼貌性的打了个招呼后告辞了。后来,我听说他父亲怎么都不同意这件事。
能去考试就已经给机会了[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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