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军队有一个习俗，打仗时为了让士兵卖命，必须当场给予丰厚的赏赐，这样的习惯导致在与金国交战中，因为犒赏迟迟没有到位，将士们知道后，他们纷纷放下了武器，四散逃去。 要说这奇葩的习惯，根子还得从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那儿找。老赵家怎么得的天下？“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说白了，就是手握兵权的将军造了反。这事儿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他坐上龙椅后，天天琢磨的，就是怎么防止手下那帮兄弟也学他来这么一出。 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摆了顿酒席，和石守信这些老哥们儿喝着酒、唱着歌，就把兵权给收了回来。那怎么安抚这些功臣呢？赵匡胤的方法简单粗暴：给钱、给地、给豪宅，让他们回家当富家翁去。 这一手，直接给整个宋朝的军事制度定了调：武将的权力必须被限制，而他们的忠诚，可以用物质财富来换取。 从此，宋朝的军队文化就变了味儿。当兵不再是为了保家卫国，更像是一份高风险、高回报的职业。朝廷用优厚的军饷养着庞大的军队，打仗胜利了，更是有数不清的赏赐。这种风气下，士兵们对朝廷的忠诚，渐渐变成了一种赤裸裸的交易。 仗打得越狠，赏钱就越多。打了胜仗，皇帝的赏赐流水一样地送到军营，金银、绢帛、美酒、牛羊，应有尽有。甚至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监军会抬着成箱的银子在阵前督战，谁砍下一个敌军首级，当场就领一份赏钱。这叫“阵前犒赏”，刺激得士兵们嗷嗷叫着往前冲。 这方法不是挺好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没错，在国库充裕、小打小闹的时候，这招确实管用。但问题是，一旦这种“交易”成了习惯，成了理所当然，军队的血性就被金钱腐蚀了。将士们打仗的动力，不再是家国情怀，而是白花花的银子。忠诚一旦可以用金钱衡量，那当金钱不到位的时候，忠诚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颗雷，终于在北宋末年爆了。 公元1126年，金军第二次南下，几十万大军把北宋的都城汴京（今天的开封）围得水泄不通。史书上管这叫“靖康之变”，是汉人历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当时城里号称有几十万禁军，可真正打起来，却是一触即溃。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个细节，特别能说明问题。 当时守城的宋军将领叫李纲，是个主战派的硬骨头。他带着军民拼死抵抗，金军几次攻城都被打了回去。可城里的宋徽宗、宋钦宗这对父子皇帝，早就吓破了胆，一心只想求和。他们一边跟金军谈判，一边却干了件蠢事——克扣守城将士的犒赏。 打仗是要花钱的，尤其是这种守城血战。按照宋军的老规矩，每次击退敌人，或者有什么英勇表现，都得立刻发赏钱。可那时候，朝廷的钱早就被徽宗皇帝拿去修园子、买奇石，挥霍得差不多了。国库空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犒赏三军。 一开始，士兵们还能凭着一股气顶着。可时间一长，金军围城越来越紧，城里粮食也快没了，大家伙儿饿着肚子，冒着生命危险在城墙上跟金兵肉搏，回头一看，说好的赏钱却迟迟不见踪影。 人心，就这么散了。 根据《三朝北盟会编》里的记载，当时城里的气氛非常诡异。将士们私下里议论纷纷：“咱们在这儿卖命，连抚恤金都拿不到，凭什么？” 军官们去催款，管后勤的官员两手一摊：“没钱，你们找官家要去。” 终于，在一次金军发动总攻的时候，矛盾彻底爆发了。当催战的鼓声响起，城墙上的许多宋军士兵，非但没有拿起武器，反而开始鼓噪，公开索要赏钱。 有的甚至直接对着皇宫的方向大骂。监军的太监急了，连声许诺说赏钱马上就到，可已经没人信了。 最致命的一幕发生在守将郭京身上。这家伙是个神棍，吹牛说自己会“六甲神兵”之术，能撒豆成兵。钦宗皇帝病急乱投医，竟然信了他，把城防交给他。郭京开了城门，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出去“作法”，结果可想而知，被金军一顿乱杀。城门大开，金军蜂拥而入。 城里的宋军呢？在看到郭京作法失败、城门洞开的那一刻，彻底崩溃了。他们想的不再是抵抗，而是逃命。许多士兵扔下兵器，脱掉盔甲，混在老百姓里四散奔逃。 他们跑的，不是因为怕金兵，而是对这个连赏钱都发不出的朝廷彻底绝望了。一个靠金钱维系的军队，在金钱链条断裂的那一刻，也就失去了所有的战斗意志。 靖康之耻，两个皇帝被人家像牵羊一样掳走，皇后公主、文武百官，数千人被押往北方，受尽凌辱。繁华的汴京城被洗劫一空。这背后，是军事的无能，是外交的失败，但归根结底，是这个王朝从根子上就出了问题。 用钱来买忠诚，就像在沙滩上盖楼，看着风光，一个浪头打过来就全塌了。 一支军队真正的灵魂，绝对不是金钱，而是信仰、是荣誉感、是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深沉的爱。当士兵们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为谁而战时，他们才能在最绝望的境地里，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他们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把一切都变成交易，那它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