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人，跑来中国演731的头号恶魔石井四郎。 演完回国那天，他把剧组给的“石井四郎”人物小传塞进包里，刚出机场就被两个穿黑T恤的男人围上来——“你这个卖国贼！” 平田的父亲当年是侵华日军的一名军医，驻扎的地方离哈尔滨平房区的731部队基地不远，而那片区域在几十年前，是无数无辜者的人间地狱。 那些被日军称作“马路大”的受害者，连拥有名字的权利都被剥夺，只用编号代替，就像实验室里等待被解剖的标本。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731部队遗址的发掘中，出土的1000多件实验用品里，小到玻璃器皿大到细菌培养箱，每一件都沾着血泪，而罪证陈列馆里那3000块黑色石碑组成的殉难者名单墙，只是已知受害者的冰山一角。 1940到1945年间，至少有3000人在这里被当作活体实验材料，遭受炭疽、冻伤、毒气等50多种酷刑，最大的70岁，最小的才15岁。 平田父亲当年驻扎的营地离“四方楼”不过几公里，那座呈“口”字形的建筑里，细菌研究室与特设监狱相连，日军在溃逃前不仅炸毁了实验区，还将400多名关押者用毒气杀害后焚烧，只为毁灭罪证。 可这些铁证如山的历史，在日本国内却成了“禁忌”话题。1983年教科书审定部门直接下令删除《新日本史》中关于731部队的记述，连医学院的医疗伦理教材都对这段历史避而不谈，以至于不少日本网民直到近年相关话题上热搜，才第一次知道本国曾犯下如此暴行。 更讽刺的是，日本政府在国会答辩时竟声称“没有资料显示实施了细菌战”，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态度，给右翼势力提供了温床。 就像作家森村诚一当年写《恶魔的饱食》揭露731罪行时，不仅收到右翼威胁，连采访都困难重重，而明治学院大学研究员松野诚一发现的1940年《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将校高等文官职员表》，明明清晰记载着日军参谋本部命令731部队在浙江宁波、衢州实施细菌战，却依旧有人选择性失明。 平田选择扮演石井四郎，本身就踩在了日本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上。在这个连反战纪录片都难寻播出渠道的环境里，演员触及战争罪题材等同于“捅马蜂窝”。 之前有位导演拍过一部反映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电影，不仅票房遇冷，主创团队还被贴上“卖国”标签，更别说扮演石井四郎这种甲级战犯级别的角色。 石井四郎这个名字，在日本右翼眼中甚至被美化成“军事医学专家”，他们刻意忽略他主持的细菌战导致中国军民数十万伤亡的事实，反而对揭露真相的人恶语相向。 平田的家族背景更让他处境微妙，父亲作为曾经的日军军医，即便没有直接参与活体实验，也属于那个罪恶体系的一环，而战后许多原731成员摇身一变活跃在医疗、教育领域，从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历史遗留问题让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认知始终扭曲。 当平田把写满石井四郎罪行的人物小传塞进包里时，他带回的不仅是一份剧本，更是被日本主流社会刻意遗忘的历史。 那些骂他“卖国贼”的人，或许根本不知道731部队用公斤计算生产细菌的恐怖，也不清楚石井四郎在战败后靠向美军提供实验数据逃脱审判，反而在国内安享晚年。他们沉浸在政府编织的“受害者”叙事里，把正视历史当成背叛。 平田的遭遇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日本社会在历史认知上的分裂：一边是有良知的人如“滴水穿石”般还原真相，一边是右翼势力对揭露者的围追堵截。 他的表演或许让部分观众第一次看清石井四郎的恶魔本质，但在那些被历史修正主义洗脑的人眼里，这种“揭伤疤”的行为就是不可饶恕的“卖国”。 毕竟，承认石井四郎是恶魔，就意味着要正视整个国家曾犯下的滔天罪行，而这对于某些人来说，比承认自己的错误难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