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一律师顺利帮助75名农民工讨薪成功，可事后才发现包工头其实早就为农民工垫付了工资，为此律师和包工头反而成了被告，遭指控虚假诉讼罪，律师本人也被判处 4年有期徒刑，可律师坚称事先不知情，就是不认罪！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法庭里一片寂静，高丙芳听到“有期徒刑四年”的判决时，攥紧拳头，声音铿锵，她说要上诉，她的情绪很难让人忽视，这位山东的女律师，几年前还是农民工眼中的“靠山”，如今却成了被告。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案件时都愣了：一个帮农民工讨回工资的律师，怎么会走到坐牢这一步？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有一批农民工迟迟拿不到血汗钱，一共七十五人，作为他们的代表，包工头米某出面寻找解决办法，米某自掏腰包，提前把工资垫付给了工人们。 农民工的难题暂时解了，可米某心里还憋着一口气，他想把这笔钱从工程总包方那里要回来，问题是，他并没有公开说出已经付过工资的事，而是带着一沓诉状找到了律师高丙芳。 对于高丙芳来说，这就是一起典型的劳务纠纷案，她和团队用了不少精力，跑法院，整理证据，一共打了七十四场官司，结果全部胜诉。 法院判决总包方承担连带责任，支付两百多万，农民工们一度看见希望，他们觉得总算有人替自己伸张了正义。 事情的转折出现在之后，总包公司并不服判决，提出举报，称农民工早就拿到了工资，检察机关介入复查，结果一查吓了人一跳，有些工人确实已经领过工资，甚至还有人从来没在工地干过。 原本的胜诉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成了虚假诉讼，米某承认工资表是自己编的，用工名单里有不真实的地方。 接下来的走向让人意外，米某和另一名包工头认罪，态度算是积极，最后拿了缓刑。 高丙芳却始终坚持自己不知情，她说在案子胜诉之后才从米某口里得知垫付工资的事，因为拒绝认罪，她反而成了唯一被判实刑的人。 庭审中争论的焦点很清楚：高丙芳到底知不知道工资已经发过？米某在认罪时说“早就告诉过她”，但他的说法前后不一，很多细节模糊不清。 高丙芳坚称自己被蒙在鼓里，她的辩护律师也指出，关键证人没有出庭，重要证据也没被完整调取，这个案子开庭的次数多得罕见，甚至在法庭上当庭对质，都能看出司法机关也觉得情况复杂。 一审判决下来，高丙芳当庭表示不服，随即上诉，二审期间，她解除了原来的辩护团队，换上新律师，庭审也因此多次延期。 她还提出申请，希望对庭审进行公开网络直播，但法庭没有同意，从开庭到现在已经持续很久，社会各界都在关注。 这个案子让很多律师倍感震动，一些人觉得她只是好心帮农民工，却因为包工头的隐瞒成了替罪羊。 也有人认为，律师处理群体性案件，如果连最基本的工资发放情况都不去核实，那确实不合常理，法律人和普通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分歧也就越来越大。 舆论上更是吵得不可开交，有人同情她，认为她替弱势群体说话，结果被法律惩罚，这不公平，也有人强调，法律必须有底线，不论动机如何，如果证据造假，就触碰了底线。 农民工的工资问题本来就敏感，一旦有人借这个名义“包装”诉讼，不仅无法帮助真正需要的人，反而会让公众对讨薪案件的信任度降低。 整个案件中最讽刺的地方是，一开始大家都以为这是“弱者的胜利”，可随着细节被揭开，正义的形象反而被质疑。 高丙芳说自己无罪，坚持要上诉，她的坚决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屈，米某说自己不懂法，为了不担责任只能往律师身上推，不同的说法交织在一起，成了一出难以分清的罗生门。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这件事已经给社会提了个醒，农民工维权必须要靠真实可靠的证据，不能靠模糊的说辞。 律师在办案时需要更加谨慎，尤其是群体性案件，程序上的纰漏可能彻底颠覆结果，司法机关在面对复杂案情时，不仅要守住法律的底线，也要让公众看到判决的公正与透明。 正义不是靠想象撑起来的，它需要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支撑，高丙芳案是一场悲剧，但它也让人看到，当情感与法律交织时，哪怕动机是善意的，走错一步也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信源：成都商报社——“女律师代理讨薪被控虚假诉讼”案再开庭 庭审聚焦两大焦点，法院未当庭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