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5日深夜，日机大轰炸终于结束了，然而，当防护团队员打开防空洞门时，却发现数千名重庆市民早已在防空洞里牺牲，死相惨不忍睹。国民政府用十几辆大卡车运了一天一夜才将尸体清理完。 1941年6月5日深夜，重庆的防空警报终于停了。当防护团队员缓缓推开较场口大隧道的铁门时，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呆住了。 那不是什么“死难者”，而是一堆堆纠缠在一起、面目扭曲、皮肤发紫的尸体。他们有的还在保持着挣扎的姿势，有的紧紧抱着身边的人，脸上满是窒息前的痛苦与绝望。空气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血腥味、汗臭味和死亡的腐败气息。 国民政府紧急调动十几辆大卡车，才把这些尸体运走。但运到长江北岸的黑石子掩埋场时，才发现，很多“尸体”并没有完全死去，在卡车的颠簸中，一些人竟然又活了过来。 这，就是抗战时期中国三大惨案之一——“六五”大隧道惨案。 在多年前的一次采访中。一位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当时已经90多岁了，颤颤巍巍地向我讲述。老人说，那晚，他因为临时有事没能进隧道，才捡回一条命。他告诉我，那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1941年6月5日下午6点。重庆的天空，突然拉响了空袭警报。这在当时的重庆人看来，已经习以为常了。但这次有点不同，日军来了个“夜袭”，这在之前是很少见的。很多人，尤其是从郊区进城的，来不及渡江回家，只能就近往防空洞里躲。 较场口的大隧道，平时能容纳6500人左右，那天晚上，硬生生涌进了将近一万人。 近万人挤在一个狭小、封闭、通风极差的地下隧道里，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空气越来越稀薄，油灯因为缺氧一盏接一盏地熄灭。黑暗中，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小孩的哭喊，老人的呻吟，年轻人的叫骂，还有绝望的嘶吼。 一位亲历者回忆，当时洞里的人都开始出汗、发热，有人开始呕吐，甚至有人昏倒在地。大家拼命想往外挤，哪怕被炸死也比在这里活活憋死强。 但这扇“生”的门，却被从外面紧紧锁住了。 被上锁的“求生之路” 为什么会锁门？ 这就是这个惨案最让人痛心和愤怒的地方。 当时的防护团员，严格执行上级的命令：只要空袭警报不解除，谁也不许出洞。他们以为自己是在维护秩序，却不知道，自己正亲手把几千人推向死亡。 洞内的人拼命往外挤，洞外的人拼命往里堵。在十八梯洞口，混乱达到了顶峰。有的人被推倒在地，被后面的人一层层压住。据幸存者回忆，那个洞口内外十几米的范围内，后来清理出了150多具尸体。 更让人无力的是，洞内没有电话，消息完全隔绝。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已经成了人间炼狱，里面的人也不知道，他们只是被一道铁门，隔绝了生的希望。 日军的轰炸，从下午6点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长达5个多小时。 当救援人员终于赶到现场，打开铁门时，面对的，是一整片紫黑色的“人墙”。 “六五”大隧道惨案，不是日军直接用炸弹炸死的。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说，这跟日本侵略者无关。 正如当年的《新华日报》所谴责的，这是“敌机轰炸与防空设施不良，管理机关失职”共同造成的。 在惨案发生后，当时的国民政府迅速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处理。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刘伯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都被撤职查办。蒋介石也发布了《告全国同胞书》，强烈谴责日本的暴行。 但这种处理，在当时民众看来，根本不足以平息民愤。 不过，在这场惨案中，我们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比如，当时重庆卫戍司令部的姜咏冰，在清理现场时，看到有两个士兵趁机在尸体上摸财物，当场下令枪决，以儆效尤。 再比如，社会部部长谷正伦，每次空袭后都冲在第一线，布衣布鞋，毫无架子地指挥救援。 这些细节，让我们在沉重中，看到了一丝希望的光芒。 重庆大轰炸，持续了六年多，日军对重庆实施了218次大规模轰炸，投下数万枚炸弹，造成数万人死伤。 在当时，重庆人民喊出了“愈炸愈强”的口号。这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不屈，更是对侵略者最强有力的反击。 如今，在重庆，每年6月5日，都会拉响防空警报，警醒市民勿忘国耻。 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已经被列为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那些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数十年来从未放弃对日索赔，哪怕屡屡败诉，也从未放弃。 这些，都说明我们没有忘记。 历史的悲剧，往往源于人性的弱点和制度的缺陷。 “六五”大隧道惨案，是侵略者的罪行，也是当时管理失当的悲剧。它提醒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松对人祸的警惕，不能忽视对生命的尊重。 今天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科技和信息的时代。 我们的城市，有完善的应急系统；我们的社会，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我们的国家，有坚不可摧的国防。 我们之所以拥有这一切，正是因为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铸就了和平的基石。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汲取教训，避免悲剧重演。 这，就是我们作为后人，对那些逝去的灵魂最好的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