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志愿军战士爱上了一个朝鲜姑娘，他放弃回国，甚至放弃了国籍，坚持与朝鲜姑娘结婚。到了晚年，他携带7个孩子回国定居！ 1953年，仗打完了。大部队分批撤回国内，22岁的王兴复却被留了下来，在平安南道江东郡的石岭村，帮着当地搞战后重建。 那时候的石岭村，说是个村子，其实就是一片废墟。房子没顶，墙上全是枪眼儿。他刚到那儿，话也听不懂，每天就跟着比划干活。可就在这片废墟里，他认识了吴玉实。 那姑娘才17岁，瘦得像根高粱秆，但干活比男人还猛。家里没男人了。她爹早逝，两个哥哥都在战场上牺牲了，全家就靠她和她妈撑着。王兴复瞅着心疼，这姑娘命太苦了。 王兴复开始默默地帮她。今天送双自己舍不得穿的旧胶鞋，明天帮她家把漏雨的房顶给修了。周末休息，他就往吴玉实家跑，带点部队的剩饭，顺手把水缸挑满，把柴火劈好。 这感情，就像地里的种子，你不经意间，它就发了芽。村里人、部队战友，谁都看在眼里，但谁也不敢捅破。为啥？天大的纪律在那儿摆着呢：志愿军严禁与朝鲜妇女通婚，违者军法处置。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好日子没过几年，1958年，中央一纸令下，所有志愿军必须全部撤离。 这命令对别人是喜讯，对王兴复简直是晴天霹雳。回国，就得跟吴玉实永别；留下，就得放弃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他抽了几天几夜的烟，最后把一份“就地复员”的申请书交了上去。 这一下，整个兵站都炸了锅。领导轮番找他谈话：“小王，你脑子糊涂啦？你回国前途一片光明，为了个姑娘，值吗？”他一言不发，就把头埋着。 吴玉实的母亲，一个朴实的朝鲜妇人，也急了。她托人给当地政府写了封信，信上就一句话，却比什么都有分量：“我女儿心里，只有一个中国人。” 这事儿层层上报，一直报到中朝指挥部。谁都觉得这事儿办不成。可谁也没想到，这个几乎不可能的申请，最后竟然批了。特批他“就地复员”，脱离中国国籍，转为朝鲜居民。 那一刻，王兴复不再是志愿军战士，他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朝鲜老百姓。 1959年，俩人结婚了。婚礼简单到不能再简单，没照片，没仪式，就是一桌饭，几瓶酒，还有几个偷偷跑来送行的老战友。这杯酒，喝下去的是喜悦，也是和过去的诀别。 婚后，王兴复先是在一所华侨小学当校长，后来学校关了，他又去牧场养牛。日子苦，但他从没抱怨过一句。他和吴玉实一共生了七个孩子，三个儿子，四个女儿。 每多一个孩子，他就多一份牵挂，也多一份对家的渴望。 他坚持给每个孩子都起中文名，还一次次跑去给孩子们申请中国国籍。他说：“我生是中国人，我的娃，根也得在中国。” 身在异乡，心在故土。他的母亲还在辽宁海城老家，七十多岁了，天天盼着儿子回家。从1970年开始，王兴复写了第一封回国申请，信里就一句话：“母亲年老，盼归。” 回信冰冷无情：手续不全，身份不明。 他现在的身份是“朝鲜人”，那个叫王兴复的中国军人，档案上已经“消失”了。从那以后，他年年写，年年申请，次次都被驳回。 吴玉实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知道丈夫心里那块最大的石头是什么。她开始更努力地学中文，她说：“等你回家了，我得能听懂家里人说话。” 这份等待，一等就是二十多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青丝熬成了白发，故乡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直到1981年，转机终于来了。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很多政策都松动了，开始重新审查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 王兴复递交了第11次申请。这一次，信封里装着的，是他二十多年的期盼。几个月后，批准的消息传来，他一个快五十岁的汉子，当着全家人的面，哭得像个孩子。 那一年，他带着吴玉实和七个孩子，一家九口，登上了开往中国的火车。当列车跨过鸭绿江，进入丹东地界时，王兴复“扑通”一声，在车厢里跪下了，冲着窗外的土地，磕了三个响头，嘴里反复念叨着：“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这一跪，是还给了这片土地二十多年的思念。 海城市政府对这位特殊的老兵非常照顾，给他们全家安排了住房，还给了1000块安家费，王兴复也被安排进了海城变压器厂工作。他干活比谁都卖力，天不亮就到厂里，他说：“能在祖国的土地上干活，心里踏实。” 吴玉实和孩子们也慢慢适应了中国的生活。当地的朝鲜族同胞对她特别好，教她说东北话，教她包饺子。几年下来，她已经是个地道的东北媳妇了。记者采访她，她笑着说：“中国是我第二个故乡，我丈夫在哪，我的家就在哪。” 晚年的王兴复话不多，但他每年清明，雷打不动地要去烈士陵园，在志愿军纪念碑前，一站就是大半天。他从没跟国家提过任何要求，也没找组织要过什么待遇。他说：“国家能让我回来，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活到了九十岁。走的时候，身上穿的，还是那套早已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他的墓碑上，没有长篇的生平，只有简简单单八个字：“志愿军老兵，魂归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