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头子戴笠听闻他手下有共产党卧底，当即下令捉拿内鬼，不料他看到卧底名单后却“扑哧”一笑：这不可能！
194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重庆军统总部的会议室里气氛格外紧张。戴笠坐在主位上，面前摆着一份刚刚送来的密报，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 ＂你的意思是，我手下有共产党？＂戴笠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在场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话语中的怒火。 送情报的手下战战兢兢地点头：＂戴先生，这消息绝对可靠，我们的线人亲眼看到了接头的过程。＂ 戴笠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茶杯都跳了起来：＂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搞小动作，一定要把这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揪出来！＂ 当手下战战兢兢地递上那份＂内鬼＂名单时，戴笠本来准备大发雷霆，可当他看到李时雨这个名字时，整个人愣住了。他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好久，然后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这不可能！＂戴笠摆摆手，语气中满是不屑，＂李时雨？你们搞错人了吧。这小子我了解，绝对不可能是共产党。＂ 其实，戴笠对李时雨的信任并非一日之功。早在两年前，当军统上海处的余祥琴向他汇报要拉拢一个汪伪政府的重要人物时，戴笠就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 那时候，李时雨在汪伪政府里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了。他从1939年进入汪伪政府开始，短短几年时间就从一个普通的立法委员爬到了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的位置，还是个少将军衔。更难得的是，这个年轻人不仅有真材实料，还特别会做人。 余祥琴当初为了拉拢李时雨，可是费了不少心思。李时雨表面上装作不太感兴趣，还担心从汪伪那边跳槽会被人说三道四。余祥琴为了打消他的顾虑，直接告诉他：＂你本来就是我派去汪伪的人嘛，代表的是军统，谁能说什么？＂ 这话说得李时雨心里有了底，于是顺水推舟地＂投靠＂了军统。消息传到戴笠耳朵里，他当即表示要亲自见见这个人。 那次见面给戴笠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李时雨穿着得体的西装，举止文雅但不做作，一看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更让戴笠满意的是，李时雨一见面就表现出了恰到好处的恭敬。 ＂都是先生教得好！＂当戴笠夸奖他在汪伪政府的表现时，李时雨这样回答。 这句话简直说到了戴笠心坎里。作为军统的头子，戴笠最喜欢听的就是手下人把功劳归于他的＂栽培＂。从那一刻起，戴笠就认定李时雨是个知恩图报的好手下。 戴笠万万想不到，他眼中这个＂不可能是共产党＂的李时雨，实际上从1931年就开始了长达15年的潜伏生涯。这个看起来忠心耿耿的手下，早就在敌人心脏里扎下了根。 李时雨的＂完美履历＂确实让人挑不出毛病。1939年，当汪精卫开始筹建伪政府时，我党地下人员孟幻飞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主动向朱晶华推荐了在天津法院工作的李时雨，说这个年轻的法官不仅是法律系的高材生，而且为人成熟稳重。 朱晶华见到李时雨后，立刻被这个东北老乡的才华所折服。几次深入交谈下来，他确信这正是＂新政府＂急需的高学历人才。就这样，李时雨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北方代表之一，参加了国民党＂六大＂。 在汪伪政府里，李时雨就像一条游刃有余的鱼。他不仅详细记录了每次重要会议的内容，还将这些珍贵资料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北方局。由于他的法学背景在一群外行里显得格外突出，很快就得到了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的赏识。 陈公博对这个能干的年轻人青眼有加，先是任命他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后来又在1941年担任上海市市长时，直接把李时雨提拔为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军衔还是少将。 1942年，李时雨迎来了自己潜伏生涯中最关键的一次任务。伪政府和日军准备开展清乡计划，这个计划一旦实施成功，将对我军造成巨大损失。恰好李时雨担任清乡第四处处长，有机会接触到最核心的机密。 为了拿到详细的清乡计划，李时雨找了个需要向上级汇报的借口，成功获得了完整的计划书。他小心翼翼地将计划书拍照，然后把原件送回秘书处，自己则连夜冲洗照片，想方设法将这份救命的情报送到了新四军军长陈毅手中。 陈毅看到这份情报后，立刻意识到了它的价值。他根据计划书上的内容迅速进行部署，在日伪军行动之前就做好了应对准备。结果，清乡计划的第一步就以彻底失败告终。在我军的会议上，陈毅特意指出：＂此人的情报，抵得上一个师的兵力。＂ 然而，再精明的潜伏者也有暴露的一天。1946年3月17日，戴笠的座机在南京附近失事，这个一手遮天的特务头子就此丧命。失去了最大的保护伞，李时雨在军统内部的处境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那些平时对李时雨心怀嫉妒的人，现在终于有了发泄的机会。各种怀疑和告发如雪片般飞向军统高层。没有了戴笠的庇护，李时雨很快就被抓了起来。 1949年2月，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李时雨终于重见天日。当他第一次穿上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的那一刻，这个潜伏了15年的英雄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站在阳光下了。
